“中国农村派”与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形成(下)(3)
2015-07-25 01:20
导读：第四，针对王宜昌认为他们的调查首先便以地主、富农、中农、贫农等划分来进行农村调查研究，是在统计之前先定性、“以自己的主观图式来硬嵌社会事
第四，针对王宜昌认为他们的调查首先便以地主、富农、中农、贫农等划分来进行农村调查研究，是在统计之前先定性、“以自己的主观图式来硬嵌社会事象”的批评，他们阐述了自己的分类理论。他们反复强调除了土地等“物质的因素的基本尺度外，我们在农户分类时必需更注意些社会生产关系作为参考。在这里，最适当的生产关系便是雇佣关系。”正是这些社会关系在“统计”之前已决定了各阶级、阶层间质的差异。而“纯客观”的统计，终将导致对这种阶级差别的抹煞和否定，结果反陷入主观的错误中去。“这种‘客观的’统计法除了遮蔽客观的事实以外，别无其它作用。”【28】
第五，他们认为帝国主义的侵略并未使中国农村资本主义化，而将农民与帝国主义的对立作为中国农村主要社会矛盾是简化／ 单纯化的帝国主义对中国社会的统治方式，忽视了农村内部的对立，即农业生产关系中的内在／主要矛盾。换句话说，帝国主义的统治是通过中国买办性资本和封建势力的结合来实现的。其结果“使中国农村直接间接地更隶属于列强资本的支配，它使中国农村中半封建的剥削以更加尖锐的形式，起着更加酷烈的作用。同时，我们说，这种变化并没有使农村结构起了质的变化；它只是使中国的殖民地性和半封建性格外尖锐罢了。”【29】
另外，对“中国经济派”以列宁对十九世纪俄国农村资本主义发展论述来分析中国农村的作法，他们非常不以为然，并对列宁的有关论述作了十分灵活的解释。“伊里奇在研究俄罗斯资本主义发展时，便常用马和耕地面积来划分农户。但这里有一点是应当注意的：中国的农村经济在土壤，气候，
作物等都比革命前的俄罗斯为复杂”，以中国找不到一个客观的物质量作为分类标准。而且，“伊里奇在研究俄罗斯资本主义发展时所应用的材料大半是官家所发表的统计。这些统计材料底编制者对于农村中的生产关系当然是不注意的。在他们底统计中自然不会混进半点社会的因素，而只包括一些物品的计算（这便是王先生所认为是最客观的统计）。所以伊里奇底农户分类法安知不是要利用官家统计材料时所采取的不得已的办法。但如今我们所讨论的是自己实行调查和自己编制统计时所应采用的农户分类方法。”【30】所以“许多研究农村经济的学者欢喜用帝俄的情形全套地搬到中国，来解释中国农村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完全脱离了中国实际。在把两国农村作了对比后，认为“在当时的俄国，资本主义的矛盾已经成为一般经营的基础，而在今日的中国土地所有还是剥夺剩余生产物的基础。”【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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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将以上几点作了详细论述之后，自然就得出了中国农村社会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结论。
这次论战，无疑使“中国农村派”的观点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如非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长期在定县作乡村改良工作的李景汉在1937年出版的《中国农村问题》一书中也认为“农村的主要问题是由社会生产关系而起的阶级的冲突问题，或是在农业生产，交换和分配过程之中人与人间的社会关系问题。农业生产的根本工具是土地，因之土地问题可说是农村问题的基点。”“农村问题之解决的最大障碍是现有的土地制度。土地问题解决了以后，农村问题才有解决之可能。我们亦要认清土地问题之重心是土地制度，即生产关系而不是生产技术。”【32】
在论战中，“中国农村派”毫不讳言自己“反帝反封”进行社会革命的目的，“我们对于中国农村社会性质问题的讨论，目的不在学院式的争辩，而在根据具体的事实跟经验，决定目前中国农业改造运动或农民运动的任务与性质。”而这在“规定中国整个改造运动的任务与性质的时候，是有决定的作用的。”【33】他们丝毫不认为这种目的和理论的预设会防碍社会研究的“科学性”，因为他们认为只有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才是关于人类社会的唯一的科学理论， 既是认识社会的工具，又是改造社会的武器；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革命性与科学性的统一，方法与目的的统一，价值世界与客观世界的统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