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的集体主义：乡村社会的政治文化认同(2)
2015-08-22 01:09
导读：实际上，当社会主义制度能够不断创设公共利益、公共价值并把农民卷入其中的时候，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就能把农民从传统集体主义的文化认同中转移过
实际上，当社会主义制度能够不断创设公共利益、公共价值并把农民卷入其中的时候，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就能把农民从传统集体主义的文化认同中转移过来。从这个角度来看，集体化时期的中国农村家族文化衰落的原因，不仅是国家建设的一个副产品，而且是农民生存伦理的找到了一条与国家建设道路相一致的实现路径。
改革开放特别是90年代以来，许多农村家族呈现出“复兴”态势。无论是对家族文化复兴持温和态度的人（钱杭，1998，193-204； 王铭铭，1998，247），还是对家族复兴持否定态度的人（陈光金，1996，437-441； 何清莲，1998，214），村落家族及其文化认同“卷土重来”之势谁也阻挡不了。那么，家族复兴的根源是什么？这种复兴与农民的集体主义认同又有什么关联？
在笔者看来，90年代中国农村家族复兴的实质，不过是农民对某种集体主义的追求，这种追求是自耕农式的小农谋求生存及安全的集体选择。而以包产到户为起点的农村改革，在保持土地公有性质不变的前提下，正在把集体化的农民还原成原子式的自耕农。由此形成的社会主义农村经济，既不是东亚国家以土地私有制为基础的小农经济，也不是传统中国农村的那种包含了土地家族集体私有的家庭经济，而是以土地使用权均分为特征的“小农村社经济“（温铁军，1999）。然而，这种小农村社经济结构，一方面改变了过去的那些庇护关系，同时也使得国家-农民关系成了“取”与“予”的直接利害关系。于是，农民对国家的政治认同，随着乡村干群关系的紧张化而弱化起来了。
当农民从过去的庇护关系中解脱出来，当农民不再能够从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中获得生存与安全保障的时候，他们就会转向家族，试图重建家族的集体主义来满足他们的生存理性和“安全第一”的伦理需求。显然，当代中国的乡村还没有形成现代意义上的公民社会，任何不被政府认可的民间组织也缺乏自由发展的制度空间。而农民最熟悉的民间性组织，无疑就是家族。因而，随着农民对社会主义集体主义认同的削弱，招回的是家族的集体主义。这就是家族复兴的全部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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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家族集体主义的功能及其变化
农民对集体主义的追求，使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进行得很顺利，也使得家族成了一只“不死鸟”。那么，家族的集体主义究竟有什么作用，究竟能够给农民带来什么利益？这个问题值得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深入研究。在此，笔者只是举要而论。
1、集体主义的家族福利功能 历史上的家族，具有一定的集体福利功能，家族福利制度体现了家族的集体主义取向。过去，人们总是以族内阶级分裂和阶级斗争来否定家族的集体福利取向。不错，家族内部是有阶级区分的，占有土地的地主家族在家族社会一般占据优势地位，地租收入也许来自本族缺地少地的族人。也就是说，族内剥削是个客观事实，这就是共产党打倒族权的正当理由。这个理由的假设前提，就是族权掌握在族内地主的手中。然而，对家族史的考察，不难发现一个事实，即族权并不总是控制在族内地主的手中，按照家族辈分制度排列的族内等级秩序不一定与族内财富分布秩序相一致。杨懋春的研究发现，农村的财富分布秩序总是变动的，富与穷都不过三代。因此，无论是富户还是穷户，家族都有可能为落魄者提供精神的物质的援助（杨懋春，1945，135）。
当国家还没有能力把农民纳入
社会保障范围的时候，农民对家族集体经济的奉献与投入，不仅可以获得光宗耀族的荣耀，而且在建设自己的“保险公司”。因此在家族文献中，经常有族内富户捐献土地、银两的记载。例如，在南方一些家族集体主义兴盛的农村，任何一个族内地主所占有的土地都没有家族的集体土地多。在这样的农村，家族集体土地及其经营收入，为建立族内福利制度奠定了经济基础。这些福利制度包括，为族人子弟提供免费教育（塾学）并鼓励族人考取功名，为丧失劳动力的族人、老人提供必要的生活资料，为缺地少的族人出租耕地（地租交给家族组织），为族人操办红白喜事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