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的规模与范围(下)(6)
2015-09-08 01:13
导读：当然，即使政府能力水平很高的西方国家也开始感到力不从心。70年代末以来，西方国家所进行的治道变革(Governance Transitions)或者新 公共管理 (New Public M
当然，即使政府能力水平很高的西方国家也开始感到力不从心。70年代末以来，西方国家所进行的治道变革(Governance Transitions)或者新
公共管理(New Public Management)运动，实际上就是政府职能超过政府能力、政府财政入不敷出所导致的。
对于中国政府来说，也需要讲究政府职能与政府能力相适应的问题。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国防的公益物品需求不大，可以节约这一方面的财力。而市场经济所需要的最基础的条件如经济自由条件、产权保护条件以及法律和秩序条件，以及市场经济所需要的政府行为的规范化和可预见性水平，却是最缺乏的。计划经济遗产所导致的对经济自由的过分管制，如形形色色的对私有经济的歧视性规定、繁琐的项目申报和审批程序、有关成立公司的过高的限制性规定、缺乏适应市场经济需要的法律、执法力度不够、司法不够独立、权钱交易、不公平竞争、假冒伪劣、三角债等，都是市场经济的威胁。政府应该在这些方面加大力度，力争在下个世纪初建立市场经济所需要的最基本的制度条件。
中国政府的职能范围应该与其能力相适应，而且还需要抵制特殊利益集团的压力。199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把所有工业部门全部改为总局，并且在3年之内彻底撤销这些总局；完全撤销8个行政性公司。这一改革顶住了各部门的压力，是一个很有魄力的举动。在其他方面，中国政府也应该不怕得罪人，根据市场经济的需要，来重新确定自己的职能，来重新调整财政支出的重点。比如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中国医疗保障体制由公费医疗制度、劳保医疗制度、农村合作医疗和个人自我保障制度构成。到90年代的今天，除了增加了商业性保险之外，大体格局依然没有什么变化。这一体制中，政府实际上只负责各级政府机关、党派、人民团体和文化、教育、科研、卫生等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二等乙级以上革命残废军人和高等院校的在校学生。在50年代初期，享受公费医疗制度的仅400万人，每人每月经费标准为旧币15 000元，1991年底享受人数增加为2 800万人，医疗费支出约60亿元人民币，人均支出220元。公费医疗中极少数老革命干部、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享受“医疗照顾”。除此之外，国有企业的职工则由企业自我保险，社会化程度低，经费由企业单位按国家规定自提自用。农村合作医疗是农民群众或集体经济组织自愿组建的。在计划经济中，政府实施的医疗保障政策，实际上是与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原则是一致的，它实际上也违背了计划经济的大锅饭、大平均的原则。
改革开放以来，公费医疗制度基本依旧。但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却因为集体经济的家庭化而遭到了破坏，目前虽有恢复，但依然不可能解决真正的医疗保障问题。国有企业的医疗保健，则由于国有企业的经济状况每况愈下，下岗职工到去年已经达到1 000万人，许多下岗职工虽然有医疗保健之名，实际上却已经不再享受医疗保障。
在医疗保障制度问题上，中国政府的能力是非常有限的，不可能像英国等西方国家那样，实现全面免费医疗。因此，政府应该集中力量，解决一部分的问题。那么，中国政府应该如何选择自己的职能重点呢？这可以根据不同的原则来进行取舍。如根据
行政管理效率的原则，可以继续过去的做法，把政府的财力继续集中在公费医疗领域，这样管理起来方便，也适应政府能力有限的实际情况，并且也不会引起特殊利益集团的抵制。但根据公平原则，中国政府应该把有限的财力放在基本医疗方面，并且不分干部、职工或者农民，一律实施。根据这一原则，应该废除目前带有劫贫济富性质的作为计划经济遗产的公费医疗保障制度，集中力量解决因市场化改革而产生的贫困阶层的医疗保障问题。自然，在这个问题上，公平原则显然应该压倒劫贫济富的原则。1999年开始，中国政府开始公费医疗制度改革，实行普遍的城镇医疗制度，个人账户与大病统筹相结合，这种制度既解决了城镇居民得大病的风险，也解决了个人节约医疗费用激励不足的问题，并且使得公费医疗在城镇领域里面普遍化。这是一个非常可贵的进步。在此基础上，中国政府还需要把这一制度推广到全国，对全体公民实行同样的医疗制度，并对于贫困阶层实施医疗救济的特殊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