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人性基础上制度设计的政治哲学分析(2)
2015-12-16 01:03
导读：3.“一切政治问题都是制度问题”的命题，是当代新自由主义、批判理性主义者波普(1902-1994)一针见血提出来的。波普认为，“大多数人的统治”之说不能
3.“一切政治问题都是制度问题”的命题，是当代新自由主义、批判理性主义者波普(1902-1994)一针见血提出来的。波普认为，“大多数人的统治”之说不能成立，它不仅会导致“民主悖论”，还不符合现实，因为统治总是少数人的统治，从来没有过人民自己统治自己；即使多数人的统治是可能的话，多数人的权力也并非必然就是合理的。因此，民主的核心不在于由谁来统治，也不是所谓的多数人统治的制度，而是政治的科学方式的体现和合理化，是被统治者能够批判并推动统治者的一种方式，是人民能够有效地控制统治者的权力的一种制度。在他看来，国体重要，政体（形式、程序）更重要。他说，不要认为只要有好的统治者或优秀的统治阶级就能解决一切重大政治问题。“我们需要的与其说是好的人，还不如说是好的制度。……我们渴望得到好的统治者，但历史的经验向我们表明，我们不可能找到这样的人。正因为这样，设计使甚至坏的统治者也不会造成太大损害的制度是十分重要的。”(491)任何好的统治者也可能受到权力的败坏而滥用权力，但好的制度则可以使被统治者对统治者施加某种程度的控制，使其不得做于民有害的事情。他在1963年就能有这样清晰的语言概括，值得深思。
由此可见，性恶论基础上的制度设计、制度优于人性构成西方政治哲学“不变的风景线”。
二、制度决定人：邓小平解释“文革”的政治哲学
邓小平有一重要视角，就是对社会政治中存在的问题“都要当作制度问题、体制问题提出来，作进一步的研究。”(288)“考虑从制度上解决问题”。(349)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邓小平的政治理论，是一种政治制度理论，他的政治哲学，是一种政治制度哲学。
邓小平用“制度”根源解释了“文革”，同时也形成他的政治制度哲学。众所周知，“文革”结束后，当时的局势严峻，千头万绪，邓小平两大历史性贡献之一，就是领导全党总结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纠正“文革”的错误，坚持科学地认识和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文革”说明：是制度决定人而不是相反；制度思维必须代替人性思维、个人崇拜。邓小平这一科学而深刻的制度理论分析框架，既解释了历史，又创造了历史。
（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编辑发布） 1. 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在1978年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第一个宣言书中，邓小平就明确指出：“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146)领导人说的话不是“法”，不赞成领导人说的话不能叫做“违法”，领导人的话改变了，“法”不能跟着改变。它隐含着告诉人们，避免“文革”悲剧，靠的是制度和法律，而不是领导人（人性），是制度决定领导人，而不是领导人决定制度和法律。这一思想由于其智慧的光芒而被吸收到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中。
2.个人品质解释不了历史。针对当时有些同志把许多问题都归结到毛泽东个人品质上，邓小平十分精辟地指出：“文革”的发生和发展，有着更深层次的根源，这就是在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组织制度、工作制度上存在着一些根本的缺陷。他在指导《决议》时指出：“过去有些问题要由集体承担一些，当然毛泽东同志要负主要责任，我们说，制度是决定因素，那个时候的制度就是这样。那时大家把什么都归功于一个人。有些问题我们确实也没有反对过，因此也应当承担一些责任。”(333)“单单讲毛泽东同志本人的错误不能解决问题，最重要的是一个制度问题。毛泽东同志说了许多好话，但因为过去一些制度不好，把他推向了反面。”(298)他还结合红军时代中央革命根据地打AB团历史讲到，实际上，不少问题用个人品质是解释不了的。即使是品质很好的人，在有些情况下，也不能避免错误。客观上，环境紧张，主观上，脑子发热，分析不清，听到一个口供就相信，有个没有经验的问题。毛泽东说过，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显然那时他认识到有比品质更重要的根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