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义诱惑与认同危机(1)(2)
2015-12-28 01:09
导读：1989年以后，中国民族主义的回潮一方面上承其历史轨迹，另一方面也显现出多向度特征。事实上，当代中国的民族主义观点并未超出那些传统的论据：中
1989年以后，中国民族主义的回潮一方面上承其历史轨迹，另一方面也显现出多向度特征。事实上，当代中国的民族主义观点并未超出那些传统的论据：中国传统精神的优越，国家地位的不被承认，国际社会反对中国的阴谋，文化认同的资源需求，扩大意识形态基础的必须等等。其中有一些论据合情合理，比如中国希望在国际舞台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具有参与国际重大事务决策的愿望等，但另一些说法则反映出政治和文化认同的危机。这一认同危机体现在文化归属感的再确认，对历史的重新检讨，现代与传统关系的“正常化”，寻找新的意识形态资源等等方面。因此，分析当代的民族主义可以有不同的视角。
二、作为意识形态替代品的民族主义之出场
整个80年代，中国的民族主义情感被一种共同的意志所遮盖，共产党领导层与民众都急于弥补由于“文革”十年而荒废的时间，社会主义的国家建设逻辑是当时的主要特征。基于民族复兴大业和对外开放的需要，西方知识既是中国赶超西方必不可少的工具，同时也是共产党实现现代化和获取政治合法性的基础资源之一。1989年天安门事件的沉重代价使当局不得不寻找新的权力杠杆。为了平衡独裁统治和修补被“八九危机”摧毁的改革新形象，北京政权继续执行经济自由化的政策。为了修复政治合法性，当局加紧寻找意识形态替代品；同时，为了打破“天*安*门流血事件”之后西方社会所强加的孤立，中国政府实行积极外交政策，试图扩大外交联盟圈子，在西方国家中打进一些楔子，采用与法、德等国家联盟反对美国的策略。
之所以说1989年的屠*杀事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中国社会内部的演进，是因为冷战的结束为民族主义回归提供了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苏联的解体以及东欧国家共产制度的垮台使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失去了信仰者群体，中国突然要面对一个失去意义的世界，因此民族主义倾向作为意识形态替补品就变得对当局越来越有实用性，政府不仅对一些带有仇外情绪的民族主义的书籍持宽容态度，而且鼓励某些传统习俗的回归，还利用爱国主义词语调动民族情绪。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整理） 1991年9月，一篇名为“苏联巨变之后中国的现实应对与战略选择”的报告[3]透露出官方“民族主义”倾向的某些思路，也让我们得以窥探天安门大屠杀与苏联解体给中共政权带来的震撼。该报告的作者分析了苏联解体的原因，认为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合法性的丧失拉响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国际环境恶化的警钟，“我们必须现实地承认过去的意识形态至少在相当一部份群众中号召力已经很低，强化老式的意识形态 教育 往往引发的是逆反心理”。该报告的作者建议，共产党应该完成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他在经济方面主张由共产党直接控制财产，但要把党从经济管理的琐务中解放出来；在外交上则主张搁置意识形态争论，建立一种完全基于国家利益的外交，在内政上强调要终止党政分开之类的政治改革设想。该报告的作者明确提出，要以国家民族主义来填补官方意识形态衰落导致的信仰真空，运用国家利益为中心的民族主义以及整合儒家价值的文化保守主义，从而形成一种有凝聚力的、反西方的力量。许多论者认为，这一报告乃中共若干高干子弟共同创作，是中共面对苏东共产制度垮台的备用政治纲领。[4]这些“红色后代”比他们的前辈更实用更加无所顾忌，随时准备脱去意识形态的外衣，果断地翻过共产主义这一页，以维护党的绝对权力。
对中共当局来说，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依然是其合法性必不可少的外壳，所以它不便公开赞同这一报告坦率的说法。尽管这一报告从未得到官方的正式认可，但90年代中共当局的政治实践却在很多方面借鉴了这一纲领。该文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判断中共当局这一意识形态孤儿的行为举止的珍贵钥匙。正是从那个阶段开始，人们目击了马列主义话语被悄悄地一点点地抹去，同时还看到了政府如何鼓励传统和儒学的回归。例如，黄帝陵祭祀仪式曾经在红色中国被禁止多年，中共当局长期视其为“封建活动”，然而90年代初官方却批准恢复此活动，1994年
清明节，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代表当局到陕西参加了黄帝陵祭祀仪式，他向全体华人（包括 台湾 、香港和海外华人）致词，要求“在共同祖先面前找到共同的语言，达到最广泛的团结，从而振奋民族精神，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1994年10月初，北京还举办了盛况空前的纪念孔子诞辰2545周年国际研讨会，邀请了来自30多个国家的专家学者和显要人物（如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在开幕式上，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回顾了孔子和儒学如何成功地推动美德和教育的提高，认为孔子和儒学对于当今的教育仍然十分重要。中国的经济改革就是这样与代表着中华民族优越性[5]的儒学结合在一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