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义诱惑与认同危机(1)(4)
2015-12-28 01:09
导读:考虑到“说不俱乐部”的有限代表性以及中国对西方资本和技术的依赖性,反美情绪只能是某种政治性的虚张声势,而不会对中美双边关系产生真正 影响
考虑到“说不俱乐部”的有限代表性以及中国对西方资本和技术的依赖性,反美情绪只能是某种政治性的虚张声势,而不会对中美双边关系产生真正 影响 。但值得注意的是,台湾问题依然是中国人反美情绪的主要源头。对于共产中国来说,台湾问题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利用这个杠杆,北京政府可以轻松地动员民众,以实现仿佛命中注定的中国“统一”的使命。在这一历史神话中,台湾政府被描绘成民族的“叛徒”,美国则是中华民族的“敌人”。事实上,被国际社会承认的民主的台湾,以及经济上获得无可否认的成就的台湾,对于共产政权来说是一个双重威胁。自东欧共产制度垮台以来,中国政府只能将中国无法实行西方式民主的原因归咎于中国的传统文化;然而,同属于中华文明的台湾在政治经济上的成功,使得共产党的官方说教失去了支撑点。台湾对于中国大陆的真正的危险,不在于共产政权所宣称的“分裂民族”,而是因为台湾的成就在政治上颠覆了共产主义政权存在的根基。从这一角度看,两岸发生战争的危险是存在的;当共产政权命悬一线时,它就有可能发动一场“统一祖国”的战争以求自保。
四、“战略型民族主义”
在90年代,中国民族主义者的诱惑并不限于官方为扩大自身政治合法性的政策层面,也不限于大众的情绪化反应层面,民族主义在知识分子中同样攻城掠地。在3家主要的非官方的知识分子杂志中,《战略与管理》宣称要重建明末的实学传统,《东方》和《读书》同样积极推进民族主义的回归。[12]或许我们可以将知识分子主张的民族主义分为两类:出于备用战略的意识形态型民族主义和反西方文化帝国主义的怀旧的道德民族主义。
一些学者敏锐地觉察到当局需要意识形态的替代品。在1989年6月“天安门屠杀”之后不久,有人就急于为政府出谋献策。例如,文学批评家何新曾建议政府将异议人士流放到国外,通过科研津贴和在非政治领域的专业化让知识分子消声,从而有步骤地消除80年代“新启蒙运动”的影响。何新为此从当局那里得到了回报,包括在《人民日报》头版发表伪造的与日本学者矢吹晋的对话以及从中国社科院分得一套四居室住房。[13]何新建议,在不触及官方意识形态的前提下,以民族主义来强化现有意识形态。沿着民族主义的套路,何新开出的“处方”仍然是那几味“药”:反美和对传统文化资源的利用。1990年底何新写道:“美国对华战略的真正目的,是诱导中国通过走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方式,分裂解体。最终以垂直依附性关系,纳入从属于美国全球利益的资本主义经济政治体系。[14]”1992年,何新在给邓小平的一份题为“意识形态问题的思考”的上书中,鼓吹“特别应当把弘扬中华民族精神和文化传统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作为现代政治意识形态的核心 内容 。应当着重向全民特别是知识分子和国家公务人员灌输以国家民族利益作为崇高精神本体的爱国主义政治意识形态。[15]”何新还建议:“我国应开动宣传机器在中国人民中揭露美国志在灭亡中国的意图,培养全国人民的敌忾心理,形成有凝聚力的民族精神。[16]”
(转载自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
在北京的智囊中,何新表现出一种超乎寻常的无耻心态。他自己将自己定位于“六四”后的党的意识形态专家,为政府镇压的必要性辩护。在80年代的“文化热”当中,何新是个反传统的积极分子:“六四”后却摇身一变成了党国的谋臣,公开赞成党的领导层果断镇压学生“动乱”的决定。由于受到党内强硬派的赏识与保护,何新成功地获得了几个官方头衔:国务院国家战略研究中心副主任、政协委员(1991年后)。“六四”之后,中国曾经出现过短暂的一段以亲近政府为耻的时期,何新恰恰在这一时期打破了当时大多数知识分子的沉默抵制状态,公开站出来支持实行“六四”镇压的政权,他的言行引起了西方媒体的注意。他一会儿表现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一会儿又象是精明的民族主义者;一会儿信奉改革,一会儿显得象个顽固的保守派。何新完全不掩饰自己的功利目的,其身段的种种变幻都是从个人利益出发,毫无羞耻之心。这种明目张胆的机会主义行为当时被知识分子群体所唾弃,并最终导致他在民间公共空间中出局。一旦当局认定不再需要他时,官方媒体也很快将其抛弃。可以说,“天安门事件”后,何新只是一个曾经被当局用来应付一时之需的策士,并未如他所愿成为“官方意识形态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