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毛泽东功过评价中的辩证关节(1)(2)
2016-01-06 01:07
导读：在科学认识“第一次革命”和“第二次革命”的关系，从而正确评价毛泽东功过的问题上，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无论在 理论 认识或者思想感情
在科学认识“第一次革命”和“第二次革命”的关系，从而正确评价毛泽东功过的问题上，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无论在 理论 认识或者思想感情上都为全党、也为人民作出了榜样。邓小平在理念上充分肯定毛泽东领导第一次革命的盖世伟功，认为“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5页。）邓小平在感情上不受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两次被毛泽东错误批判遭到严重伤害的影响，与广大普通百姓包括工人、农民、战士同其爱憎喜忧。他语重心长地说到：“对毛泽东同志的功过评价不恰当，老工人通不过，土改时候的贫下中农通不过，同他们相联系的一大批干部也通不过。”（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8～299页。）陈云在评价毛泽东的问题上同邓小平有一样清醒的理念和诚挚的感情。他充分意识到，肯定毛泽东在建国前28年历史中的伟大贡献对于全面评价毛泽东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他说：“建议增加回顾建国以前二十八年历史的段落。有了党的整个历史，解放前解放后的历史，把毛泽东同志在六十年中间重要关头的作用写清楚，那么，毛泽东同志的功绩、贡献就会被概括得更全面。”（注：《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4页。）他以自己的切身体会来谈毛泽东的功绩及其影响，对于我们 教育 至深。
二、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现实合理性和历史局限性
上面所说的“第一次革命”包括前后相继的两个阶段：其一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其二是“进而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革命。对于这后一个阶段的革命，存在着更多的争论。全国解放以后，从1949年到1952年，我们经过了一个国民经济的恢复时期，同时进行了全国范围内的土地改革和巩固新生人民共和国的一系列斗争，为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创造了条件。1953年6至8月，毛泽东提出了“一化三改”为主要内容的“过渡时期总路线”。
（转载自http://zw.NSEAC.com科教作文网）
对于这条总路线和它实行的结果，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作了 总结 。《决议》写道：“历史证明，党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济建设，依靠我们自己的努力……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从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六年，全国 工业 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百分之十九点六，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百分之四点八。经济发展比较快，经济效果比较好，重要经济部门之间的比例比较协调”；“在过渡时期中，我们党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注：《中共中央文献汇编》，第47～49页。）。
改革开放深入展开以后，许多人对上述《决议》所作的判断提出了异议。从感性经验层面来谈，人们会说：“早知今日，何必当初”。今日——我们建立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当初——我们何苦要实行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呢？从理性思维层面来论，人们援引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的论点：“现在的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主义和一个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注：《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60页。）而在1953年，中国的资本主义并未比1945年多了多少，为什么就去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呢？
本文认为：评价47年前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必须放在当时的国际国内环境之下，“知其当初”，方能作出合理的判断。离开历史条件，抽象地讨论问题，要求那时就“早知今日”，这不是正确的方法。
现代决策科学告诉我们：一项科学决策，一是来源于对客观环境的正确分析，二是来源于主体对价值要求的清醒自省，二者结合，既有需要，又有可能，就产生应做而又可行的决策。就“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决策而言，客观环境是什么呢？一方面，国外帝国主义的封锁和侵略，国内旧政权的企图复辟，资产阶级对共产党的不断挑战（“三反”、“五反”中揭露出来的“五毒”的事实说明了这一点），迫使党不能不考虑着手建立社会主义经济的主体地位，而一旦有了这种主体地位，我国也就进入了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另一方面，国有经济迅速发展，一部分私人资本主义开始向国家资本主义转变， 农村 中土地改革之后生长起越来越多的合作组织，已经显示出向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逐步过渡的趋势。这就说明，毛泽东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是因时之需，因势利导。当时的主体价值要求是什么呢？这就是刚刚翻身解放的工人、农民要求迅速发展经济、要求做生产关系的主人。一方面，苏联的社会主义经过二次世界大战的考验和战后经济的迅速恢复，呈现出强劲的生命力，深深地吸引着世代受苦、现已摆脱了剥削的工人、农民；另一方面，在各种不同的所有制单位中工作的工人，都向往着像国有 企业 中的工人那样做企业的主人翁，而一部分生产条件不足的贫苦农民确有组织起来的积极要求。对于这样的价值要求，如果不考虑客观条件的制约性，盲目加以追求，就会作出错误决策；但如果同时考虑可行性，那就具备了作出科学决策时必须予以重视的基本前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