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以传统文化救治现代病症——当代中国政治哲(2)
2016-04-07 01:05
导读：寻求立法或者政策的支持，不同的信仰和道德原则之间会有对立冲突，美国政治中的道德辩论就体现了这一点。 被归于私人领域的道德信仰的命运又如何
寻求立法或者政策的支持，不同的信仰和道德原则之间会有对立冲突，美国政治中的道德辩论就体现了这一点。
被归于私人领域的道德信仰的命运又如何呢?查尔斯-泰勒认为，在私人领域，个人追求真本性和自我实现。然而，由于没有广阔的高尚的公共道德价值视野作为背景，自我实现的生活难免狭隘化、琐碎化、庸俗化，原本作为中性概念的“个人主义”也走向了利己主义、功利主义。在现代人的自我认同中，外部社会的评价、对其社会角色的规定的影响变小了，他成了一个反思的、反观自我内心的人，他的自我是深度的、内在的自我。“真诚”成为一种德行甚至是最高的德行。
现代政治哲学力图将人从各种特定的宗教、道德文化束缚中解放出来，使之成为自由的人，一些现代哲人甚至将所有非出自人类自然本性的、人为的、约定俗成的道德都视为“虚假的道德”，视为压迫人的枷锁，是要被现代政治去除的。同时，现代主流政治哲学，诸如自由主义，也假定这个已经摆脱了道德文化枷锁的“自由的人”依然可以成为一种道德存在，因为他将在拥有自由选择权的情况下为自己立法，承认他人的平等权利。这样，在现代政治生活中道德被自动保存下来，使社会能够连接为一个整体。然而，随着现代主义思潮的推进，这种假定被质疑、否定，“自由的人”一定会选择为善吗?福柯就认为，有自由选择权的人选择的不是“权利”，而是“权力”；不是正义，而是统治。还有思想家认为，现代启蒙主义最终解放的人性不是人的“理性”，而是人的“欲望”。
西方的现代性理论无疑可以使中国的知识界能预先洞察中国政治现代化进程中可能潜藏的危险。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状况提醒着人们需要警惕这些危险，而长期以来对传统文化的忽视、毁坏也开始显露出一些负面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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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经过几十年的现代化建设，虽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现代性的问题也随之出现，在社会政治领域，社会道德体系的崩溃、文化的庸俗化、信仰空虚的问题等等，都被认为是与现代性以及传统文化的断裂不无关系的。
但是，中国的情况是复杂的，中国的现代化是进程中的现代化，中国的现代性是未经充分展开的现代性。尤其是在政治领域，相对于其他领域，政治发展的进程是滞后的。但近年来，随着中国对民主和法制建设力度的加大，一条民主宪政的政治发展理路已逐渐显现出来，尽管它在某些方面因具有自己的特色而区别于西方主流的现代性政治，但它们在核心的概念上是一致的，这个核心的概念就是“权利”。保护还是侵害“权利”，成为判断各项法律制度和政治权力是否具有合法性与正当性的硬性指标。然而，即便如此，西方的现代性理论能够解释中国的现实吗?西方现代政治的问题是中国政治的问题吗?或者说，中国的问题有多少、在多大程度上是由现代性政治造成的?
应当说，尽管中国的政治状况不同于西方的政治状况，但是，中国的社会同样经历了一个对政治权威、信仰权威和道德权威的“祛魅”过程，这与西方现代化的理性化、世俗化过程的性质是一致的。权且以“文革”结束为界限，将新中国成立后的现代化建设进程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一个“祛魅”与“重塑”并行不悖的过程，“祛”的是传统文化、习俗的“魅”，塑的是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形象。需要指出的是，传统表面上看是可以被截断的，但实质上不可能被完全铲除，结果我们抛掉的只是传统文化浅层次的内容，它的深层结构还依然存在着。第二个阶段是人们从政治迷梦中惊醒，开始重新理性地审视中国社会。由于价值权威、道德权威的失效，中国社会由于过于追求经济发展，而带来了极端功利主义、物质主义的价值观，这类价值观风行于世，甚至成为社会思考和行动的准则。所以，中国社会的道德文化问题，不仅仅在于失去了高尚的道德文化权威，更在于将一种低俗的价值观奉为权威。而且，由于“权利”观念还没有深人人们的潜意识中，以及对“权利”提供保障的法律制度建设的缺失，中国社会中的个人、群体以及社会部门在追逐名利的过程中，可以不时地突破现代性政治设置的社会道德的底线共识——不侵害他人的合法权利。
西方的现代性理论对中国社会的解释也许是有限的，不过它对中国社会来讲，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它的前瞻性。同时，它也使中国面对的问题更加复杂化，“权利”政治无疑可以克制当前政治社会的一部分丑恶现象，会让个人在政治权力下和人际关系中更保有尊严，但它在未来也许会将中国引向文化和道德的相对主义、虚无主义，引向一个个人主义的、冷漠的、低俗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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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理论和现实背景下，思想界开始重新思考中国政治发展的方向问题，政治现代化是可取的，但需要发展出中国自己的现代性，以克服西方现代性的缺陷。灵感和资源只能来自于中国的传统文化，而且这些传统文化应当成为中国现代性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当然，在这个意义上讨论的传统文化，不是简单地恢复繁体字、欣赏昆曲或者国家祭祀这些传统文化的碎片，而是要回复整体性的传统文化。所谓整体性，并非传统文化的全部内容，而是指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要成为构筑社会价值取向和个体精神的基础性内容，进而成为构筑社会结构性秩序的基础性内容。
在这种对传统的诉求中，“儒学似乎特别处于中国文化复兴的前沿”。一方面，除了因为儒家文化能够以较为整体的面目复现在现代社会的日常生活中外，儒家的“民本主义”似乎是可以与现代的民主政治、权利政治相通的。另一方面，儒家文化的超越性、对人的品格的提升、等级秩序、精英主义、对血缘关系的维护，似乎又能够对应克服西方现代性中的问题。因而，研究者们在儒家文化传统中各取所需。至于儒家传统内部存在的分歧，以及回归哪个时代的哪一家儒学，回归儒家文化的哪一个部分，这些具体的细节则需要进一步的探讨。
此外，还有一个问题是，应当在生活的哪一个层面上回归传统。蒋庆就此总结了知识界的三种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