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邓小平民主思想的一致性分析(3)
2016-04-27 01:00
导读：小平文选》第2 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8页。 ）民主是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内在属性。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在经济上
小平文选》第2 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8页。 ）民主是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内在属性。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在经济上就是要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人民的共同富裕；在政治上就是要发展民主，保证人民依法享有管理国家的权力，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千百万人民群众自己的事业，只有充分发扬人民民主，才能调动人民的积极性，激发人民的聪明才智和创造精神，从而最大限度地创造社会财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蓝图。正是基于对民主的地位和作用的独特见解和高度认识，邓小平明确提出：“我们过去对民主宣传得不够，实行得不够，制度上有许多不完善，因此，继续努力发扬民主，是我们全党今后一个长时期的坚定不移的目标。”（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6页。）
三 关于民主的形式问题
学术界存在一种看法，认为毛泽东是主张搞大民主的，其理由主要有两点：一是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曾明确表示“我们是爱好大民主的”；二是大民主的主要形式就是“四大”，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毛泽东对“四大”是持肯定态度的。笔者不敢完全苟同这种观点。
第一，毛泽东揭示了大民主的本质，明确指出主张搞大民主是错误的，有极大的危害性，必须坚决予以制止。毛泽东指出：“有几位司局长一级的知识分子干部，主张要大民主，说小民主不过瘾。他们要搞的‘大民主’，就是采用西方资产阶级的国会制度，学西方的‘议会民主’、‘新闻自由’、‘言论自由’那一套。他们这种主张缺乏马克思主义观点，缺乏阶级观点，是错误的。”（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23页。 ）这里至少包含两层意思：大民主在本质上就是西方的议会民主；搞大民主是错误的。毛泽东强调，人民内部的问题和党内问题的解决方法，不是采用大民主，而是采用小民主；搞大民主不适合大多数人民的利益。他明确表示：“如果有人用什么大民主来反对社会主义制度，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我们就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人民出版社1977 年版，第338 页。）第二，毛泽东虽然提出“我们是爱好大民主的”、“我们爱好的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大民主”（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23页。），但这只是借用了大民主、 小民主的提法，因为他觉得这种讲法很形象化。这种大民主是专门用来“对付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对付资本主义”的，“也可以用来对付官僚主义者”（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24页。）。这种大民主必须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进行的， 必须坚持党的领导，有组织、有秩序地进行。上述这些观点在今天看来也仍然具有其正确性。第三，不能将“四大”简单地等同于“大民主”。无论是大民主、小民主，还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提法，都是在我国特定的历史条件和政治背景下产生的。在毛泽东的著作中，这两种提法的广泛采用在时间上是存在差距的。大民主、小民主的提法主要反映在毛泽东1956年11月至次年3月初的有关文章和讲话中。 “四大”的提法则主要是在1957年3 月中旬党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召开之后的有关文献中提出来的。毛泽东曾充分肯定过“四大”形式，称这种形式充分发挥了社会主义民主，要把这种形式传下去。随着党的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的结束，1958年以后，毛泽东也基本不提“四大”了。但是，在实践中，“四大”形式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广泛采用，成为一些人造反夺权、迫害干部群众的手段，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1975年宪法还错误地把“四大”规定为人民的民主权利，直到1980年9 月五届人大三次会议上才最终取消。“四大”在实践中表现出的显著特点是参与者的自发性、运动过程的无序性和运动后果的破坏性，与毛泽东着重强调的“无产阶级领导”的大民主显然是有差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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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在大民主、小民主的问题上与毛泽东的看法基本上是一致的，即不赞成搞大民主。他指出：“有些青年总觉得大民主解决问题。我们是不赞成搞大民主的。大民主是可以避免的，这就要有小民主。如果没有小民主，那就一定要来大民主。”“大民主不要希望搞，没有什么值得效法的地方。”（注：《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73页。）由于民主的口号什么人都可以用，无产阶级可以用， 资产阶级也可以用，容易在实践中造成混乱，因此邓小平没有采用毛泽东“我们爱好的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大民主”的提法，而是明确表示“不赞成搞大民主”，“大民主不要希望搞”。
至于在“四大”问题上，在那种特定的政治背景下，邓小平也不可避免地要与党中央和毛泽东保持一致的立场。邓小平在1957年9 月党的八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三次全会上作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他指出：“运动证明了：在斗争中必须坚定地信任群众的多数，充分运用群众路线。实行大鸣大放大争，摆事实，讲道理，出大字报，开座谈会和辩论会，这是最广泛的社会主义民主，是资产阶级民主所不能梦想的。”（注：邓小平：《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新华半月刊1957年22期，第50页。）“文化大革命”使民主和法制遭到严重破坏，“四大”在实践中被证明是错误的和有害的。1977年邓小平复出后，对“文化大革命”的严重错误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他指出：“我们坚持发展民主和法制，这是我们党的坚定不移的方针。但是实现民主和法制，同实现四个现代化一样，不能用大跃进的做法，不能用‘大鸣大放’的做法。就是说，一定要有步骤，有领导。”现在把历史的经验总结一下，不能不承认，这个‘四大’的做法，作为一个整体来看，从来没有产生积极的作用。应该让群众有充分的权利和机会，表达他们对领导的负责的批评和积极的建议，但是‘大鸣大放’这些做法显然不适宜于达到这个目的。”（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56～257页。 ）因此，邓小平果断提出取消宪法中“四大”条文的建议，为我们有领导、有步骤地进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铺平了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