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价网 > 科教论文 > 哲学毕业论文 > 政治论文 > 正文

傅作义政治转型过程中的双重性_政治毕业论文

2016-05-17 01:01

【内容提要】傅作义是怀抱着相当的个人意图而加入到改朝换代的行列中，其反正过程具有强烈的双重性。北平移交之后，傅对中共措施不满，曾设法逃离北平，尔后在举行绥远起义的同时，又上书蒋介石，为蒋献计献策。之所以如此，他1方面认识到国民党已经失败，故而拒绝与国民党捆在1起；另1方面又对共产党政权能否稳固存有疑虑，故而对中共亦保持距离。傅的这种两手准备、两手安排，是为自己可能的再起留出余地。这是1种过渡时期所特有的现象。
【摘 要 题】现代人物研究
【关 键 词】傅作义/徐永昌/北平和平解放/绥远起义
【正 文】
    1949年初，随着3大战役的结束，国共在中国的政治地位开始换位。那些在这个过程中成为“贰臣”的人们，构成了1个特殊的政治群体。所谓特殊，指这个群体在政治与情感上，自觉或不自觉地游离于两党之间，对于国共两方或多或少都有些若即若离。这是1种仅仅发生于过渡时期的现象。可以肯定的是，在两个生死相搏的敌对政权之间游离，无论从哪个意义上讲都是不能被接受的，因此不管当时还是后来，这都是1个被极力遮掩的问题。迄今，人们所看到的这个群体，大都是经过包装之后的面貌。
    在这个成因各异的群体当中，傅作义与他人相较具有1个明显的区别，即其反正过程并非1步到位，而是分为北平和绥远两个部分，两次完成。北平的和平移交，傅作义靠向了共产党，但由于绥远尚未易帜，因此又很难说傅完全脱离了国民党。这种横跨两边、双色参半的畸形状态，造成傅作义在1段时间内其最终的政治身份至少在现象上并未完全明确，而是具有1种事实上的双重身份。傅作义的这种双重身份为其双重性格的展示提供了足够的条件。这样，在这个特殊的政治群体当中，傅作义具有相当的代表性。① 本文来自中国科教评价网
    　　　　1
    1949年1月21日上午，傅作义在北平中南海宣布与中共达成和平协议。这1天也是蒋介石宣布引退的日子。蒋在总统任上所做的最后几项安排，除任命汤恩伯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等等之外，1项私下安排是，派遣国防部长徐永昌前往北平，对傅作义做最后的争取。
    徐永昌与傅作义早年均为阎锡山旧部，曾同为阎部“4大军长”，② 2人私谊甚深。1948年12月22日，徐出任孙科内阁国防部长。徐在军界从来不是实力人物，为何由他出掌此职？对此，12月27日，中共中央军委致电林彪，认为“蒋介石以徐永昌为国防部长，鼓励傅阎对我抵抗”。③ 这就是说，中共判断蒋的着眼点是，利用徐与傅作义、阎锡山的历史关系以便操控该两部。总之，在那个大厦将倾的年代，徐永昌扮演了1个不大不小的支撑残局的角色。
    中共上述判断不久被证实。1949年1月21日，徐永昌记载：“早蒋先生电召，属去平1行。”徐于午后2时40分飞抵北平东单机场，随即至中南海居仁堂与傅作义、邓宝珊会晤，“传达蒋先生之意旨：(1)谋和希望与中央1致。(2)希望宜生(傅作义字宜生——引者注)南来。(3)大量运出精锐部队。且云如能给时间有限度运出军队，可和平交出北平”。蒋之意见并不要求傅死守北平，但以运出精锐部队为和平移交的条件，要求傅南走，易地再战。
    对于蒋的3点意见，傅11作答。徐记载：“宜生对第1项原亦拟如此，但限于环境，已由宝珊等出城谈判，军队原建制、原番(号)开出，到指定地点，其高级官长去留听便。唯先须参加政工人员，此层为宜生所拒绝，正续商中。”从徐的记载看，傅始终未披露已经与中共签订协议，只是披露和谈已经开始，并在和谈中拒绝中共向其部队派政工人员。④ 徐又记：“对第2项，宜生初意去绥，谓尚有步兵4师、骑兵3旅，仍可整顿，效力国家。”傅对绥远问题是怎样考虑的，暂且不论，但可以肯定的是，北平移交之后，绥远便是傅之最高利益所在，因此傅的计划是西去而非南走。徐记载：“经余述蒋先生之意，以南方必须有几个忠贞负望之军官，方可撑持。宜生至此遂允俟部署竣事，即去作总统1随员。”显然，这是敷衍。关于第3项“大量运出精锐部队”，傅表示“现正扩修机场，但恐无多大效果”。就是说蒋的该项要求难以执行。 （科教作文网http://zw.nseAc.com）
    综上所述，傅的3点答复没有1项是明确的、肯定的。
    在会晤时，邓宝珊说：“我们是失败了，但是消灭共党者必是另起来的人。”这是1句很不服气的话。在徐看来最具实质意义的，是傅所说“他的210万人不能动”。因为，如果傅的20万人继续存在，事实上将对中共形成牵制。
    徐与傅的会晤仅两个半小时，然而在此期间蒋已引退。当徐于是晚9时20分风尘仆仆返抵南京后，“闻蒋先生已于午后410(时)离京飞杭，惘然久之”。⑤ 由于蒋已出走，1月22日，徐永昌专书1函向蒋呈报傅的3点答复，并判断傅作义主要目的是：“在1时保留部队愈多，拖住对方之监视部队愈众，其所以虚与委蛇者，亦即在此。”⑥ 拖住中共大批监视部队，意即牵制中共南下，这是徐的判断。
    傅作义既已与中共达成和平协议，便不可能再接受蒋的安排。问题在于：拒绝与蒋合作，并不意味着傅将无条件与中共合作。在北平移交问题上，傅有着自己的考虑。
    1月22日，傅部开始撤离北平，和平协议按约生效。是日傍晚，傅通过国民党中央社发布文告，公布了北平和平协议部分条款，表示和平之举的动因在于：“为迅速缩短战争，获致人民公议的和平，保全工商业基础与文物古迹，使国家元气不再受损伤，以期促成全国彻底和平之早日实现。”⑦ 和平协议正文加附件共22条，傅只公布13条，基本限于与民众生产、生活以及文物、外侨等有关之条文。
    文告中除个别词句的顺序略有调整外，就是和平协议的原文。实际上，傅抢在中共之前，单方面有选择地公布协议，就是要抢先造成北平和平以他为主的舆论。傅以和平协议的原文发布文告，其巧妙之处在于既将自己接受和平的动因，完全归结于出自公众利益的考虑，同时又使中共无话可说。这篇文告的意图就是自抬身价，造成在即将与中共的合作中有资格谈条件。此举回避了1个核心问题——战败。

    傅作义的确与中共谈起了条件。首先是军队改编问题。和平协议规定对傅部实行整编，然而对于整编的核心问题并未作出具体规定，即以什么单位整编。陶铸在作整编报告时说：“原提的方案1是：剿总取消，兵团、军师依然存在，像曾泽生部1样原封不动；2是打滥(乱)合编。”⑧ 原封不动即傅的方案，与其对徐永昌所说“他的210万人不能动”是1致的。
    傅的方案未被中共接受。1月26日，林彪、罗荣桓、聂荣臻致电军委：“邓宝珊试探我们对于改编的办法。他说，毛主席以民主方式改造部队很好。我们则含糊答复官兵皆应学习政治。估计今后全部问题是改编的方式问题。”所以含糊，就是不向对方交底。1月27日，林、罗、聂就傅部改编问题向军委建议：“我们须坚持军官集中受训，部队分散与我合编的原则。但在开始210天切勿泄露此意见。”“对军官个人则专门拉拢与优待，对部队则须坚持革命性质的改编原则……并准备届时如有反抗即行武力解决。”当日，军委复电：“完全同意你们对待出城部队的根本方针及在开始210天内所采取的宣传解释拉拢分化等政策。”⑨ 所谓“开始210天切勿泄露”，就是说中共最初没有向傅泄露打散合编的方针。
    在傅部出城改编中发生过1些不愉快的事。1月31日，彭真、叶剑英致电平津前线总前委，报告华北“剿总”副总司令郭宗汾的意见，郭说：“李文原已被说通不走，后因第9104军出城受到讽刺，官兵愤激，他向傅作义哭诉，同石觉、郑挺锋等先后飞往南京。”⑩ 可见，改编过程中的小摩擦在所难免。总之，傅原本指望“他的210万人不能动”，结果在很短时间内被迅速分解融化。傅失算了。
    傅的另1失算在政治。1948年12月10日，傅首次与中共接洽和谈时，所提条件之1即“参加联合政府，军队归联合政府指挥”。(11) 联合政府本来是中共的口号，目的在于打破国民党1党训政制。现在，傅接过这1口号反过来向中共提出，就是反制中共以求得与中共分权。
    早些时候，曾有美国记者在香港就美国国务院政策放风，宣称要在新的联合政府中造成有效的反对派，以抵抗中共力量，以此方式分化中共统1战线，竭力支持联合政府中之非共产分子。这个消息引起毛泽东的注意，1948年12月初，毛批示：“此种阴谋必须立即开始注意，不要使美帝阴谋在新政协及联合政府中得逞。”(12) 这就是说，还在傅提出这个问题之前，毛已经对此产生警觉了。
    1949年1月13日，邓宝珊在与林彪等人的谈判中，又1次转达了傅作义关于联合政府的主张。(13) 最后，北平和平协议中有这样的规定：“双方派员成立联合办事机构，处理有关军政事宜。”并且，企业、银行、学校等等，听候“联合办事机构处理”。这些规定同样引起毛的警觉，还在协议签订之前，毛于1月15日致电林彪等，指出：“北平城内成立联合机构1点，似乎仍有和我分享政权之意。”(14)
    由于毛泽东反复提示这个问题，1月29日，北平联合办事处召开筹备会议，中共代表叶剑英直截了当地对傅方代表郭宗汾说：“此机构是在前线司令部指挥下的工作机关，不是政权机关。”为此，叶建议将该机构名称定为“北平联合接交办事处”。(15) 加上接交2字，这就从形式上和性质上否定了任何分权的企图。
    综上所述，傅在军队改编和政治机构问题上的两点考虑，均未能如愿实现。 （转载自http://zw.ＮＳＥaＣ.com科教作文网）
    　　　　2
    傅作义既然是带着自己的打算与中共合作，必然持有自己的政治立场。1月29日，林彪、罗荣桓、聂荣臻致电中央，认为“傅在政治上直到现在并未向我靠拢，他主观上亦不愿向我靠拢，始终站在南京立场”。(16)“南京立场”即李宗仁的与中共分治的立场。31日，林、罗、聂再电中央：“傅对南京李、白和谈则甚表积极，几次表示愿作桥梁。”(17) 林、罗、聂认为傅“站在南京立场”的判断在南京得到证实。
    1月24日，徐永昌记载：“接傅宜生梗电，大致通知先与中共军协调停战，实施和平。谓自津陷落后，北平战局即万分困难，士气民心消沉浮动，迫不得已，于养日上午10时，双(方)订定军队保持原建制、原番号1个月后实行整编。在此期间成立联合办事机构，希望中央全面和平早日实现云云。”(18) 这些基本上就是北平和平协议的内容。需要说明的是，傅是通过国民党中央社公布协议的，南京方面本已获悉，傅所以还要专电通知徐，并非多余，实际上就是要保持与南京政府的关系。
    1月25日，徐永昌遇孙科，孙告诉他，“昨晚电宜生，属其洽商共方，此间拟派1代表赴平。傅即答，要派即派来，可不必先洽，免转生周折”。(19) 南京政府的和谈以李宗仁为主，傅深知李与孙科的隔阂，因而对孙科来电不予理睬。但孙科此举证明，南京方面的确有人将傅视为与中共接洽的桥梁。
    1月26日，李宗仁在总统府召集政务会议，商讨与中共和谈1事。关于南京政府代表团的人选，邵力子、张治中建议“加派莫柳枕及傅宜生、邓宝珊为代表”，徐永昌反对道：“傅似不宜，以其立场不应尔，彼恐亦决不愿就也。”(20) 傅后来未被列入代表团，但邵、张2人的提名则表明，南京方面的确有人仍将傅视为南京政府的1员。
    傅作义既然保持自己的立场，必然保持自己的意图。1月31日，林、罗、聂致电中央，称傅作义“利用报纸大宣传他之和平保全北平的功绩，并誉之为万众生佛。总之，他极力在收买人心，制造政治资本，想在联合政府中仍能插1脚(其亲信已有此表示)”。(21) 为攻破傅之意图，中共采取了两项措施。其1，公布由毛泽东亲笔撰写，以林、罗名义致傅的公函，亦称通牒。(22) 2月1日，即中共接管北平的第2天，《人民日报》头版发表该公函，其中提到：“贵将军身为战争罪犯，如果尚欲获得人民谅解，减轻由战犯身份所应得之罪责，即应在此最后时机，遵照本军指示，以求自赎。”第2项措施是，配合该公函的发表，新华社于同日发表《北平问题和平解决的基本原因》，该文同样为毛针对傅发布的那篇文告而撰。如前所述，傅之文告所引用的是北平和平协议原文，然而这1招未能捆住毛的手脚。针对傅所造成的主动议和的视听错觉，毛泽东毫不含糊地指出：傅之议和缘于“战败了，1切希望都没有了”。对此，毛这样阐述：“为什么天津不肯这样做呢？难道天津的‘工业商业基础与文物古迹’不应当保全吗？难道天津的‘国家元气’应当受损伤吗？为什么1月2102日应当‘促成全国彻底和平之早日实现’，而在1月103日就不应当，而令天津的和平解决不能实现呢？基本的原因是傅作义将军还想打1打。天津打败了……北平孤立了，毫无希望了，决心走第2条路，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可能性从此产生。”最后，毛极为严厉而又留有余地地写道：“不管傅作义过去如何反动透顶，华北人民如何恨之入骨，这件事总算是做得对的。只要他以后向有利于人民事业的方面走，愿意向人民低头……人民解放军就有理由向人民说明，赦免他的战犯罪。”(23) （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编辑发布）
    毛对傅作义文告的严厉批驳，实际上就是对北平和平协议某些内容的严厉批驳。只有如此，才能抽去傅之立场赖以存在的依据。随着林、罗公函和新华社文章的发表，傅被置于战犯、战败、以求自赎的地位，其“万众生佛”的地位被攻破。
    林、罗公函的发表，引起傅作义强烈反应。2月4日，林、罗、聂致电中央，提到傅“对我方的通牒内容表示不满，颇有气愤之慨”。林等建议：“为了争取便宜的合算的解决太原、绥远及其他地区的敌人，我们意见，在过去业已很正确地而且很适时地在政治上(宣布战犯名单、发出通牒)军事上(歼灭了天津、张家口、新保安等处之敌)打击了傅作义之后，目前则应采取以拉为主，以斗为次的方针。”林等认为：“以敌我现有之情况，我军有绝对把握做到所向披靡、无坚不摧，凭战争解决问题……但如能争取某些地方像北平式的解决问题，则较之使用战争便宜合算得多。”
    上述意见与毛泽东的策略思想是相通的。2月5日毛复电：“依整个形势看，武汉、京、沪、长沙、南昌、杭州、福州、广州均有按照北平方式解决的可能……因此争取傅作义站在我们方面有10分必要。”(24) 这样，在对傅“打”过之后，确立了以“拉”为主的方针。不过，至少在当时，拉傅并未奏效。
    2月4日，徐永昌记载：“杨慎5处长来，述前几天宜生电其向外交部要1护照准备出国未果，询中央对其是否不好。”傅作义忽于此刻向南京政府申领护照出国，正是对中共发表公函的“气愤之慨”的反应。徐永昌不明其中原因，表示南京政府对傅“无所谓好不好，先要问何以不向上级报告所以即要出国有是理否”。傅要出国的理由徐未弄明白，然而傅要出走的意思徐则明白了。为此，徐指示杨慎5转告傅：“莫善于先回绥远。”徐的这个意见看来被傅接受了。2月15日，杨慎5见徐，“杨出宜生致彼电，要求留绥飞机勿返京，俾彼有机会离平”。(25) 这就是说，傅要求由他掌握1架飞机，伺机逃离北平。 （科教作文网http://zw.ΝsΕAc.com发布）
    2月22—24日，傅作义、邓宝珊与颜惠庆、邵力子、章士钊等前往西柏坡。通常的说法是，毛与傅相见愉快，前嫌尽释。27日邵力子返回南京，翌日徐永昌看望邵，邵“述傅宜生甚苦闷，1则以外间对之多有不谅解；1则以为他若1走固然落得清静，但就有若干人受苦”。(26) 傅的意思是，他若离平，其部属将失去庇护。总之，傅的状态是“甚苦闷”。
    接下来不无戏剧性的1幕发生了。3月24日傅作义密电杨慎5：“杨慎5可亲送徐部长。请派王蔚梧乘机无论如何于明敬日先到绥，以便研究后日如何赴绥，万勿迟误，并须绝对秘密。”傅将其逃离北平的时间安排在26日，然而3月26日南京方面却收到傅这样1份来电：“杨慎5亲转徐部长……承派机来接，至深感佩。因毛来平，著陆场附近共军较多，故此间机场已不能降落。以后另找好著陆场，再行请派。”(27) 原来，就在3月25日，毛泽东率中共中央机关由西柏坡迁至北平，并于当日下午在北平西苑机场阅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