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渊源和基础_政治毕

摘要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产生了两次历史性飞跃：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理论是实现第一次飞跃的标志，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实现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标志，而新民主主义理论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渊源和基础。全面、准确的科学把握“两次历史性飞跃”这一历史的逻辑关系，对于我们实现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发生过两次历史性飞跃，一次是发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一次是发生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是以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理论为标志；第二次历史性飞跃是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标志。新民主主义理论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渊源,新民主主义理论指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基础。我们全面、准确和科学地把握“两次历史性飞跃”的这种历史逻辑关系，对于我们开拓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新民主主义理论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渊源

中华民族是一个富有理论思维和探索精神的伟大民族。在鸦片战争后，进入近代的一百年来，为了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濒临灭亡边缘的危机，求得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先进的中国人，奋斗牺牲，前仆后继，进行了不屈的艰难探索，但未能获得成功。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继承和发扬了这一传统，并以马克思主义为自己的指导思想，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由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特征及固有的属性和中国社会的特殊国情，决定了中国无论是革命和建设，都不能照抄照搬马克思主义的“本本”，也不能机械地照搬苏联或其他别国的经验。由此，中国共产党始终把如何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实际，如何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自己的根本问题，始终致力于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相结合，不断在实践中探索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不断以新的理论成果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理论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两大理论成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次历史性飞跃，都是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创新。

第一，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

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也是率先探索中国革命道路，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拓者和奠基人。毛泽东早在1930年初，首先举起“反对本本主义”的旗帜，同“左”倾错误展开斗争。他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 [1]1938年10月提出要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向全党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任务；一年后，又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这个根本原则。[2]这大大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毛泽东从哲学上奠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的思想基础。1937年7月毛泽东在《实践论》和《矛盾论》中，要求全党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认识世界，改造世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方法，从中国国情出发找出中国革命的特殊规律，使马克思主义具有中国特性。《实践论》和《矛盾论》作为中国特色的哲学理论，为全党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变为自觉行动，起了积极的直接的重大影响。

同时，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的巨匠和典范。大革命失败后，他率秋收起义部队在井冈山创造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新局面，以后逐步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式的革命道路的理论。抗日战争爆发十个月后，他以其敏锐的目光，看到这一道路同样适应于民族战争。毛泽东发表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全面阐述了这一思想，指明我党争取抗战胜利的方针和道路。毛泽东这一光辉思想的运用与实践，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毛泽东的思想理论与实践，是完全植根于中国土壤的，是彻头彻尾中国化的。对他来说，马克思主义这个“矢”是用来射中国革命之“的”的。他在上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探索成果，为新民主主义理论的确立，提供了充分的思想理论与实践的历史条件。

1938年10月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采取了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在向共产党军事进攻的同时，在政治思想上也对共产党展开了猖狂的进攻。它大肆叫嚣“共产主义不符合中国国情”，共产党应该“取消”等，使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交织，国家政局空前复杂化，把全国人民打入葫芦里了。于是，“怎么办，中国向何处去？”就成为党必须回答的迫切问题。为了粉碎国民党的政治进攻，1939年底至1940年1月，毛泽东先后发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和《新民主义义论》等著作，向全国人民说明党对中国革命和新中国建设的全部见解，完整地阐述了新民主主义理论。

毛泽东提出新民主主义理论，解决了如何走俄国人的路的问题，解决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一大难题。新民主主义理论的要点是：1、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民主革命，而不是社会主义革命；2、这个革命只能由无产阶级领导，而不能由资产阶级领导；这个革命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3、这个革命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联系在一起，属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4、这个革命不能走通过中心城市起义引发革命高潮的欧洲式革命的老路，而是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政权这样一条独特的革命道路；5、国际国内历史条件的变化，决定了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须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这两者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毛泽东不仅提出新民主主义理论，而且以这一理论为依据，形成了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基本纲领。中国共产党在七大上，以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理论为主要内涵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被冠以“毛泽东思想”这一响亮的称号，并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新民主主义理论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成熟，起了奠基石和核心的作用。

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智慧的结晶。它深刻揭示了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革命的基本规律，从根本上回答和解决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内容、领导权和发展前途等一系列基本问题，它是独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光辉典范，它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实现。这一理论不仅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宝库，而且对于指导中国革命和探索中国发展道路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新民主主义理论创立不到十年，新中国诞生，这充分证明了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理论的预见性和科学性。

第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

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经历了二十年曲折之后，随着“四人帮”的被粉碎出现了转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党的一次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会议，是在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也占有重要位置。正是以这次会议为起点，逐步形成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开辟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从一定意义上说，是在总结我们党的历史失误和教训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上进行了积极有益的探索，但对今后怎么发展的问题上曾经陷入迷误。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意味着社会主义革命基本结束，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已经告一段落。既然如此，就应该在刚刚建立的新生产关系推动下，积极发展生产力，加快社会主义建设，使国家富强，人民富裕。党在八大确立的路线，也是这种思路的正确反映。但由于我们党对阶级斗争形势作了过于严重的估计和判断，党的指导思想开始出现“左”的偏差，以至逐步使社会主义探索陷入“误区”。这实质上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的理论认识上的错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从这个问题的症结入手，在回答这个根本问题的过程中，既没有丢老祖宗，又敢于讲老祖宗没有讲过的话，在总结党的二十年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探索，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从而把马克思主义推进到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成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第三，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党的领导集体，为探索一条赶上时代步伐的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首先对建国以来走过的道路和经验教训进行全面科学总结。通过1981年6月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总结了我国建国30年来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作了初步概括，明确我们党已逐步确立一条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1982年9月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上，发出了“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号召，从此，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成为凝聚全国人民的共同理想和强大动力。

1987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三大，深刻地阐明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完整地概括和提出我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大会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开辟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的历史经验作了进一步概括，并从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阶段、任务、动力、条件、布局和国际环境等方面，对实践中形成的发展的理论进行了科学概括和归纳，使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有了较清晰的轮廓，初步形成了理论体系。

在20世纪80年末和90年初，我党在以“南方谈话”统一思想的基础上，1992年10月召开的十四大，经过对国际发展变化新特点的研究，经过对国内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鲜经验的总括，概括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即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实现祖国统一等九个方面。大会确立了“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并指出这个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根本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这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实现。1997年10月在党的十五大上，首次使用“邓小平理论”这个科学称谓，正式确立邓小平理论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对邓小平理论作了新的概括，这是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认识的深化，使全党对邓小平理论的认识进入了一个新境界。

二、新民主主义理论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基础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进程，是一个认识不断发展的过程。任何认识的过程，都包含着真理的发展，包含着科学的发展；任何理论的发展都是从认识的较低阶段发展到较高阶段。恩格斯说，任何新的学说，都“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虽然它的根源深藏在经济的事实中”。[3]毋庸置疑，新民主主义理论作为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它为第二次历史性飞跃提供了最直接的理论材料的准备，新民主主义理论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思想和理论来源。那么，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从新民主主义理论中直接地具体地继承、发展了哪些思想精华和科学内涵，最根本的有三个基本方面：

第一，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事求是包涵着丰实的哲学内涵，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范畴，是贯穿于新民主主义理论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条红线。它是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理论的精髓和哲学基础，也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精髓和哲学基础。从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理论形成的全部科学著作中看，都是这一思想路线指导下形成的。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不依靠主观的夸张，而依靠客观的实践。只有千百万人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 [4]他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又指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叫我们看问题不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从分析这些事实中找出方针、政策、办法来。”[5]邓小平直接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实事求是这一思想，他说：“我们说的做的究竟能不能解决问题，问题解决的是不是正确，关键在于我们是否能够理论联系实际，是否总结经验，针对客观实际，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一切从实际出发”。[6]他还说：“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过去我们打仗靠这个，现在搞建设、搞改革也靠这个。” [7]这完全可以看出，实事求是是邓小平一贯坚持的原则，也是对他开创和领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十四年，乃至他从事革命事业几十年经验的基本总结。

应当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前邓小平提出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首先是解放思想”， [8]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口号，到十四大把它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精髓，而“解放思想”的提出，并不是邓小平的独创和臆造，其实毛泽东早在1958年3月就教育干部要解放思想，开动脑筋，使思想活泼起来；[9]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也曾提出过“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口号，但邓小平之所以多次强调“解放思想”，是由于在拨乱反正和全面改革时期，我们党遇到的阻力主要是来自“左”的思想封闭、思想僵化，因而必须突出地把解放思想的任务提出来。解放思想，正是为了更好地实事求是。这充分体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在坚持实事求是思想原则这个问题上的新特点、新发展。

第二，一切为了人民群众、密切联系群众的群众路线。群众路线也是贯穿于新民主主义理论和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条红线。毛泽东早在1934年1月就提出 “我们是革命的领导者、组织者，我们又是群众生活的领导者、组织者。组织革命战争，改良群众生活， 这是我们的两大任务”。 [10]他已经把关心群众生活作为战争时期的一大任务。1938年10月他又指出：“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11]1942年5月他在延安文艺界座谈会上首次提出了“为人民服务”的概念，并说明这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各行各业从事革命斗争共同的目的。 [12]1945年4月，他在七大作《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时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相联系”，他还指出：“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13]同样，邓小平时刻关注着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愿望，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宿，这是完全符合毛泽东关于群众路线思想的，是一脉相承的。

第三，独立自主，走自己的道路的指导思想。独立自主，走自己的道路，这一思想是贯穿于新民主主义理论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理论的又一红线。这一思想是毛泽东首先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是这一思想的光辉体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又从实践上证明了这一思想的全部理论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胜利是独立自主的胜利。而邓小平创立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本身就是独立自主，走自己的道路的产物，也是在这一指导思想下形成的又一光辉典范。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逐步成熟的14年，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日益结合的14年。邓小平总结时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14]这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根本性经验的概况和总结。

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是新民主主义理论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活的灵魂。邓小平说过：“毛泽东同志倡导的作风，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最根本的东西”，对我们党来说，“特别重要”。[15]又说：“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16]这三者始终贯穿和渗透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这“两个最根本的东西”、一个“立足点”，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从新民主主义理论中直接汲取的最主要最有价值最有生命的基本组成部分，是邓小平成功创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根本原因，也是继承和发展新民主主义理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基础上，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根本原因。

（山西省委党校《理论探索》2006年专辑）

注释：

[1]   《毛泽东选集》  第1卷第111-112、276页

[2][4]《毛泽东选集》  第2卷第611、663页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6页

[5][13]《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53、1043页

[6][8]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13-114、141页  

[7][16]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2、3页

[9]     见《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75页

[10][11]《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63、274页

[12]    见《党的建设七十年纪事》（1919-1991）中央党史出版社，1992年2月第一版，第177页

[14][15]《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371-372、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