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民主主义在中国(3)
2016-07-03 01:00
导读：二、内联与外竞 在梁启超之后，民族民主主义在中国的正宗传人是中国青年党人。从《醒狮》周报、“大江学会”、“孤军社”，到中国国家主义青年团
二、内联与外竞
在梁启超之后，民族民主主义在中国的正宗传人是中国青年党人。从《醒狮》周报、“大江学会”、“孤军社”，到中国国家主义青年团，再到中国青年党，这一派人自己举的旗帜是国家主义，但与我们所说的民族民主主义在精神上是一致的。由于国共两党长期占据海峡两岸中国的历史正统，国人尤其是大陆的民众对于中国青年党的意识形态和内外政策缺乏最起码的了解。
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
早在余英时发表前引言论之前七十年，胡适便在一篇
日记中提出了类似观点，他将民族主义视为１９２３年以后中国主流思想的基调之一。（转引自欧阳哲生：《自由主义与五四传统——胡适对五四运动的历史诠释》，载《胡适研究丛刊》，第二辑，３３～５０页）如果从一个特定的视角来审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的中国思想界，可以发现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两大潮流。
世界主义包括左右两翼。胡适、陈序经倡导“充分世界化”、“一心一意的现代化”、“全盘西化”，主张融入以英美为代表的世界主流文明，代表了世界主义思潮的右翼。瞿秋白、王明忠实执行共产国际的指令，标榜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在中国积极推行“苏维埃化”，代表了世界主义思潮的左翼。但是历史表明，在面临民族危亡之秋，左右翼的世界主义都比不上民族主义在中国民众中的感召力。
我们把民族主义分为左中右三个分支：民族共产主义、民族民主主义、民族传统主义。陈独秀、毛泽东是民族共产主义的代表人物。前者断然拒绝在中东路事件中表态支持苏联红军入侵东北，后者软磨硬抗，拒不执行斯大林要求八路军加强对日作战以减缓日军对苏联边境威胁的指令，均是出于民族共产主义的立场。
（转载自http://zw.ＮＳＥaＣ.com科教作文网）
戴季陶、蒋介石是民族传统主义的代表人物。戴季陶在孙中山挽联中称其“继往开来，道统直承孔子”，从而把孙中山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诠释成一种传统主义和文化民族主义。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中对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两面作战，称它们同是“文化侵略最大的危机，和民族精神最大的隐患”。“今后国民的心理建设，应以独立自主的思想运动为基础。而其最重要的条目，则为发扬民族固有的精神，讲求科学真实的智识。”“培养国民救国道德，即恢复我国固有的伦理而使之扩充光大。而其最重要的条目，则发扬我国民重礼尚义，明廉知耻的德性。这种德性，即四维八德之所由表现。而四维八德又以‘忠孝’为根本。为国家尽全忠，为民族尽大孝，公而忘私，国而忘家，实为我们中国教忠教孝的极则。”
抗战初期，右翼民族主义居于正统地位，但是到１９４３年以后，由于国民党在抗战中的表现不佳，再加上美国在华记者、官员和军人对蒋介石独裁政治的抨击和对民族共产主义者的好评，左翼民族主义逐渐占据了上风。
作为中间派的民族民主主义者，既没有政权和武力的支持，也没有国外的直接奥援，他们的声音便显得很微弱。但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民族共产主义者在抗战期间转变了一种话语方式，让人们乍一看很像是民族民主主义者，从而挤占了后者原本就很狭窄的话语空间。尽管如此，仍然有必要了解正宗民族民主主义者的观点。
阶级革命与全民革命
中国青年党的纲领称：“本国家主义的精神，采全民革命之手段，以外抗强权，力争中华民国之独立与自由，内除国贼，建设全民福利的国家为宗旨。”（方庆秋主编：《中国青年党》，档案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１０页）这是对于五四运动“外抗强权，内除国贼”口号的直接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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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主义者并不一概反对革命。“因为不将国内恶势力打倒，国外的恶势力驱逐，国家的一切建设都无从做起，因此中国的恶势力一天不消灭，中国青年党是一天不放弃革命手段的。”（《中国青年党》，１０～１１页）但是，他们主张“全民革命”而非阶级革命，也就是说，他们不主张把某一或某些社会阶级作为革命的对象，也不主张只把某一或某些社会阶级作为革命的依靠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