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民主主义在中国(4)
2016-07-03 01:00
导读：而当时的国共两党都是主张阶级革命的。共产党就不必说了。蒋介石在１９２４年２月１７日的演讲中说：“现在世界只有两种斗争，一种是民族斗争，一
而当时的国共两党都是主张阶级革命的。共产党就不必说了。蒋介石在１９２４年２月１７日的演讲中说：“现在世界只有两种斗争，一种是民族斗争，一种是阶级斗争。”被压迫民族一定要起来斗争，求独立，这是人类的天性。被压迫的劳动阶级一定要反抗资本阶级，不仅不再做资本阶级的奴隶，而且还要根本摧毁资本阶级不劳而食的社会基础。这两种斗争，最终事实上都要通过武装的办法来解决问题。“中国的革命，要在阶级斗争之中，来求民族独立；在民族独立之中，来求革命成功。”（蒋介石言论集》，第一卷，中华书局，１９６４年未刊稿，１９７～２００页；转引自杨奎松：《走向“三二○”之路》，载《历史研究》，２００２年第６期）反对蒋介石独裁的改组派人士在１９２９年２月的《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表示：“本党代表农工小市民的利益而奋斗，决然的要联合这条革命的坚强战线，奋斗到底。”（查建瑜编：《国民党改组派资料选编》，湖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７７、１３６页）
鼓吹阶级革命，必然要背离了本来意义上的民权主义。联俄联共后的国民党称：“近世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也。于此有当知者，国民党之民权主义，与所谓‘天赋人权’者殊科，而唯求所以适合于现在中国革命之需要。盖民国之民权，唯民国之国民乃能享之，必不轻授此权于反对民国之人，使得藉以破坏民国。详言之，则凡真正反对帝国主义之个人及团体，均得享有一切自由及权利；而凡卖国罔民以效忠于帝国主义及军阀者，无论其为团体或个人，皆不得享有此等自由及权利。”（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江苏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８５～８８页）这里所谓“民国之民权，唯民国之国民乃能享之”，与毛泽东后来所谓民主权利只能给予“人民内部”的理论，是一脉相承的。
（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 “全民革命”中的“革命”有其特定的含义。“革命是革命者以其自身实力去与恶势力相拼，以求最终的胜利。而其实力如不在革命者的自身，不由革命者去一手造成，则其革命前程未有不失败者。况且在国内革命而简直去依赖外人之力！”“因此我们的革命军是能爱国救国的革命群众，不是做临时买卖的土匪军阀；是重纪律保乡邦而能自动的民团，商团，农团，而不是受外人国贼豢养愚弄的军队。”（《中国青年党》，１００～１０２页）事实上，国家主义者所谓的“全民革命”就是梁启超在五四时期提出的“市民的群众运动。”（《对于北京国民裁兵运动大会的感想》，《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六，２２～２３页）
梁启超说：“十年以来，号称优秀分子的人，或是运动这军阀打那军阀，便养成个更大的军阀；或是运动军阀手下的人去倒军阀，或是运动些土匪来倒军阀。”“都完全没有了解民主政治真意义。所走的路都走错了。”（《外交与内政》，《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七，５０页）国家主义者接受了梁的这一思想，反对国民党“（一）欲拥戴军阀以求武力统一；（二）欲依赖外人以图包办国事”。“今次国民军北伐，其目的在打倒北洋军阀，而尤集中于以北洋正统自命的军阀吴佩孚，我们对此，本无不赞成之理。但出师之初，国民军首领蒋介石便宣称‘中国革命应受第三国际指挥’，且主要军队尚未出发，而唐生智、方本仁、袁祖铭……等等素与国民军乏缘，而其殃民行为又素著者便纷纷以国民军军长称，而齐集于革命北伐的旗帜下。于是北伐的成功与否，我们便不敢抱乐观。”（《中国青年党》，１０２页）
１９２６年８月１日通过的《中国国家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于时局宣言》提出了四大口号：“我们既相信全国民众团结的力量足以消灭一切军阀官僚的恶势力而有余，我们既一心一意从团结全国民众上做功夫，故我们反对联络任何军阀官僚的主张——内不妥协！我们在历史上事实上既明明的看见勾结外人以谋国是足以亡国，又在今日现象上深深的感觉着依赖外力以言革命绝不成功，故我们反对依靠任何欧美国家的主张——外不亲善！我们认为中国除了少数军阀官僚，奸商……等卖国贼而外，其余大多数都是爱国者。在革命救国途径当中，爱国者都有合作的需要与可能。便在这种需要与可能上，奠定了我们的——全民革命！全民革命的要求，是反抗一切专制者；无论他是贵族专政，军阀专政或一切阶级专政都不是以全国民众在国家之下有同等权利为念！因此我们全民革命目的必得是——全民政治！”（《中国青年党》，１０２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