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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对清代“四王”传统笔墨的剖析，对其严谨的中国传统绘画继承延袭及其升华的意义作肯定的评价。对现代画的发展方向提出疑问和对策，任何事物都会向前发展，但归根结底不能舍弃本质转向畸形,仅以此小文起警醒作用。
关键词：青代“四王” 传统画派 当代中国画继承发扬之谐 治学态度
“四王”画派及明清时期的各地方画派，上承东晋以来历代传统中国绘画之血脉，下传近现代的中国绘画继承发扬之发端，究之若潭，风貌各异。明清地方画派的研究学习对每一个研究祖国传统文化艺术的人都有着特殊的意义。
过去虽对“四王”画派有所了解，但谈不上学术的研究，各种文章对他的评价褒贬有之，从而心中产生了疑问：为何“四王”及其绘画会引起如此多的争议?通过对明清地方画派研究的学习，对那个时代及那个时代的艺术家及其作品从宏观上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收获颇丰。尤其对其中的“四王”有了日渐清晰的感悟。“四王”是中国传统绘画艺术的捍卫者也是中国传统绘画技法集大成者，他们的绘画作品蕴含着极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修养和精湛高深的传统笔墨艺术的造诣。
清初的四王画派以传统摹古的画风在画坛独领风骚一百多年后渐趋衰落，原因很复杂，自从主张变法改良的康有为对“四王”打响批判的第一炮后，“五四”运动接踵而来，反帝反封建的浪潮推动了社会的进步，但陈独秀’“崇尚西学、革文化传统的命等”的主张使“四王”的传统绘画艺术受到了猛烈的冲击。从此，对“四王”的褒贬之争此起彼伏。笔者认为艺术界内部对“四王”的态度可分为三种，革新派、传统派、师承派。其中革新派的批判态度最激烈，主要代表有徐悲鸿、刘海粟、林风眠等。传统派大师黄宾虹、齐白石、傅抱石、李可染、对“四王”的评价不是出于艺术之外的目的做作简单的全盘否定，尽管年轻时对面坛的“四王”习气多为不满，但至老年随着自身的艺术进入化境，对董其昌和四王本身艺术成就有了重新的认识，以内里行家具体入微的体会对他们的成就给予很高的赞誉师承派主要列举了张之万、吴大微、陆恢、冯超然、吴湖帆、溥濡、林琴南、湖佩衡等。 （转载自中国科教评价网http://www.nseac.com）
四王画派的衰落，主要原因有四点：“四王”本身终身在从事师承的摹古学习，从王时敏到王原祁跨时105年，耗费终身的劳动辛苦，是集大家而成，造诣极深。轻易超越他们之上是很难的。他们对绘画的追求是求生之外的，心境淡然，一心一意。这对日渐浮躁的世人及有所求于从艺绘画之人是达不到的；他们均是清廷的官人，有政治后台，结交的朋友都是上层社会的有身份之人，雅致以极，后世人是难入此境的。
江浙一带以曾熙、张大干等为主的海派的出现与活跃渐渐取代了“四王”显赫的声势与地位，他们“褒四僧”、“贬四王”的审美取向和个人趣味一直影响到当今的画坛；民国以后许多画家不在专宗一家一派而兼收并蓄，至此，保持“四王”画派完整传统的画风已不太可能。
正统派的形成是有一定历史背景的，王时敏、王鉴所走的人生道路是“学而优则仕”，但都因仕途不顾而隐退，变成了“独善其身”的在野文人。明亡，他二人选择了明哲保身，甚至开缄迎清。为以后的王晕、王原祁再入仕途铺平了道路。今日看来这种举动是有价值的，是韬光晦迹。几经官场的沉浮，具有清醒政治头脑的王时敏所持有的人生态度一是不愿再重蹈覆辙，二是丧君亡国令他灰心丧气，只有隐退山林，咏诗会友、借画抒情。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一书中写道：“明朝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特殊的朝代，一方面它像宋代一样采用文官制度，以礼法并举的儒家礼制制度立国”，此段文章的引用加强了文章的政治深度，揭示了晚明的社会制度及其衰败的根源，在这种文人与皇权在政治上本应和谐却从未和谐的尴尬矛盾中形成的文人性气质，体现出一种内敛、保守圆滑、自私，出世的人格特征。另外王阳明的心学所饱含的丰富弥漫的感性生命，以及注重瞬间灵感及敏悟的审美能力，这些正好构成了一种意蕴深厚而超越功利的高级审美品格，为那些在现实政治中彻底绝望的知识分子精英们提供了一条通向精神避难所的浪漫通道。王时敏和王晕所选的生存策略是智慧的、明智的。他们虽然弃政从艺但他们依然与降清的文坛领袖吴伟业、钱谦益等交往密切，这为世人所公认的“画坛领袖”铺平了道路。他们热情扶植画坛后生力量，精心指授为之延誉。且培养子弟读书进仕，以图在新朝发挥文人世家的作用，这对后二王的在朝发展直至“四王”在画坛被确立为正统地位与前“二王”的苦心经营是分不开的。清初，统治者在贯彻首崇满洲韵民族政治统治政策的同时，也十分注意笼络汉族贵族和知识分子。“四王”认为“古法”至高无上，鄙薄“自出新意”。此种艺术追求颇与当时的“汉学”思潮相一致也非常适应清王朝的需要，因而受到清廷的赏识和扶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