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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中国文学尊用崇善主流思想之形成
主流文学与主旋律文学之所以具有可比性，即在于两者在审美理想上的趋同性，并逐步形成了以尊用崇善为主要内容的主流思想，并贯穿中国古今文学。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现象并非偶然，也并非是作者或统治者的主观愿望所致，而是由中国传统社会特有的经济、政治与文化决定的。
传统的中国社会，其经济基础是以家庭农业经济形态为主的自然经济占据绝对优势的社会。老百姓都是一家一户地被固定在土地上，以独立经营土地耕作的锁闭性为其特征。正如《史记·货殖列传序》所说：“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这与西方奴隶制商品经济相对发达和中世纪城市商品经济的形成相比，其区别十分明显。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有学者提出：“根子在于我国古代社会生产方式中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强固结合，由此而形成的家庭农业经济形态，构成整个社会经济结构中顽强而具有持久生命力的细胞。”[2]（第16页）但这还只是从形式上来看的，深层的原因应是与中国古人传统的文化理念有关系。
中国传统文化，基本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其中心内容是关于如何“成人”和如何“齐家”的学问。儒家认为，人之所以不同于动物，即在于人具有道德，这是人的本质。如何使人具有道德呢？这就是“如何成人”的问题。孔子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兴于德，立于礼，成于乐”[3]。至于“成人”的标准，孔子认为最重要的是要像孟公绰一样，要能够清心寡欲[4]。寡欲，就是要克己，要克制自己的各种欲望，视富贵如浮云，视金钱如粪土。这与西方人文主义强调享受、追求幸福，反对教会宣示的禁欲主义恰恰相反。在这样的道德规范下，显然不利于发展商品经济。在儒家经典中，还有不少内容是讲如何“齐家”的。家庭是人类美好天性的摇篮，为孔子等人特别看重。《大学》主张：“治国必先齐家”，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安天下”的统一关系。如何“齐家”？儒家认为，仁爱是家庭生活的思想基础，孝悌礼仪是组织家庭关系的具体内容，并制定出“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一整套家庭伦理，它培养的是“顾家”、“守家”、“爱家”的仁爱之子，以“三世同堂”、“四世同堂”甚至“五世同堂”为荣，家庭是人们的生处，也是人们的死所。在这种牢固的宗法家庭母体里，要想打破以家庭为单位的自然经济极其不易。
政治的集中体现是国家。中国国家的建立与发展也无不与中国古人特殊的家庭伦理联系在一起，以致于王权与族权、国与家合二为一。《左传·恒公二年》有云：“ 天子建国，诸候立家。”这里的“家”又是另一种含义，它实为宗族与政权的统一组织形式，真实地反映出“家”与“国”有一种层级组合关系，即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此后，随着中国家庭一夫一妻制的形成，以及从宋开始盛行的家谱制，家庭、家族意识进一步得到强化，“家庭”也便逐渐地演化为中国社会组织构造的最小单位，或者说，中国封建国家也正是有意识地借用了不少家庭、家族的伦理规范来协调和维系政治统治。
概括而言，中国封建社会这种家国一体的政治特征主要包括：一方面，“家”自一开始就有另一种含义，它是比“国”要小的一种政体形式；另一方面，“家”即使从政体形式中分离出来，单纯成为区别人们血缘亲属关系的社会组织形式之后，家与国仍然保持着一定的紧密联系。譬如，以家庭、家族一整套“亲亲”、“尊尊” 的礼教规范来治理国家，将社会阶级关系“血亲化”，将“人伦”关系植入政治统治中，统治者以“民之父母”自居，老百姓也习惯于将其称为“父母官”，等等。可以认为，国家是小家庭的放大；同样，小家庭又可看作为国家的缩影。这种家国一体的对应关系，我们还可从很多地方看得出来，如族田——官田、族规——王法、祠堂——衙门、家（私）塾——官（公）学、家丁——军队，等等。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中国古代社会特有的社会现象。
当然，我们的目的并不是揭示中国传统社会的经济、文化与政治是什么，也不是全面论述中国传统社会的经济、文化与政治对社会的推动关系，而是要探求它对中国主流文学及当下主旋律文学的影响。
秦晖指出，“把传统村落视为具有高度价值认同与道德内聚的小共同体”，“集中代表了中国独特文化并自古传承下来的宗族血缘纽带，因而传统乡村又被认为是家族本位的（并以此有别于‘西方传统’的个人本位）”，这一种“在文化形态上讲传统中国的小共同体本位，把它视为区别于异文化的中国特征，并用它来作为解释历史与现实的主要基础，则是很可质疑的”[5]。不从社会的基本矛盾而仅从社会的一些特殊现象去解释历史与现实及其发展，固然大可质疑，但中国独特的文化的确存在，它直接影响了中国主流文学的形成，并为“弘扬主旋律”文学的提出张本，这则是不能怀疑的。显然，中国人特有的家庭观念与国家观念，导致了与西方其它民族不同的社会意识。国家的“家庭化”或“血亲化”，以及家庭自然经济的锁闭性和以一夫一妻制、宗法制为内涵的家庭秩序的稳定性，使得中国民众彼此异常亲和向善，视爱国如爱家，国破就是家亡，国兴就是家荣。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民众的“大一统”、“大团结”的思想就特别根深蒂固；“一呼百应”、“一心同功”、“一心一腹”、“一心同归”、“一心一力”、“一心一意”、“ 一唱百和”等，此中真意，可能是西方人无法理解的；家庭伦理与社会伦理统一，“天地君亲师”、“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等，已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牢不可破的道德准则。因而，人们关注得更多的是实际与实益，以及对人自身内在道德价值的探求，人与人的关系多尊用，多崇善，少审美。所以说，尊用崇善是中华民族的最为基本的情感内核或审美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