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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曰：“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圣人乎？”由此言之，进有退之义，存是亡之几，得有丧之理，老臣所以为陛下惜之，盖谓此也。陛下威名功德，亦可足矣；拓地开疆，亦可止矣。
《通典》卷一八六、《册府》卷五四八、《旧唐书·房玄龄传》[7/66/246]“盖谓此也”下有“《》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数语，《唐会要》删去此语，则“陛下威名功德，亦可足矣”云云，前无所承。误。
有草名速古芒，叶二寸，状若斜蒿。有鼠，尾长于常鼠。其国禁毁鼠，杀之者加其罪。
“速古芒”，《册府》卷九六一作“莲古芒”。据《册府》载：“有草名莲古芒，叶长二寸，状若斜蒿，每茎不过三四叶，其茎蔓，其花黄，其根连珠如麦门冬，味辞[4]，性微冷。有鼠，尾长于常鼠，每三二十同一穴，至秋后，众鼠收此草根为藏，多者至数石。俗常掘草根而食，而留给鼠粮，其国禁杀鼠，杀鼠者輙加其罪，俗亦爱而不杀。”《册府》远较《唐会要》为详。按，本段主旨在说明吐蕃人、鼠俱以速（莲）古芒根为食，而民间风俗和规定都不得杀鼠，需留出鼠粮。《唐会要》所引删略过简，原意尽失。《唐会要》本段与《通典》完全相同，应是出自同源，《通典》“校勘记”称：“《通典》等书过于简略，以至动植关系尽晦。”是。
有可跋海，去赤岭百里，方圆七十里，东南流入蛮，与西洱河合流而东，号为漾鼻水；又东南出会川，为泸水焉。
《通典》卷一九○同。 “七十里”，《册府》卷九六一作“七百里”。据《册府》载：“有可跋海，去赤岭百里，方圆七百里，水苦不可饮。有牦牛河，阔一里，岸峻，（当补“东南”二字）流入蛮，（当补“与”字）西洱河合流东，号为漾鼻水。又东南出会川，为泸水焉。”据《册府》，东南与西洱河合流的是牦牛河，《通典》、《唐会要》误夺“水苦不可饮有牦牛河阔一里岸峻”14字，当据补。
十年五月，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又奏，西山峨和城击破吐蕃二万余众，攻拔城栅。斩首三千八百余级，获其器械牛马。
《册府》卷三五九载：“十年，皋奏西川（山）峨和城击破吐蕃三万余众，及（又）出兵黎、雅等州，以援云南，攻破吐蕃栅城，斩首三千八百级，生虏及降吐蕃二百四十人，得其器械、牛马。”《册府》卷九八七同，惟“西川”作“西山”，“乃出兵”作“又出兵”，此据改。贞元九年，韦皋攻克吐蕃峨和城。次年吐蕃来攻，峨和城唐军败吐蕃于城下，又进军黎、雅等州，以声援云南南诏的行动。“攻拔城栅。斩首三千八百余级”，是唐军进攻黎、雅二州时的战绩，《唐会要》删略过简，致二次战役误合为一。
林邑，汉日南、象郡之地。
中华本“日南象郡”连读。按，日南为汉郡，象郡为秦郡，此必有误。《通典》卷一八八“林邑”称：“林邑国，秦象郡林邑县地。汉为象林县，属日南郡。”《旧唐书·林邑传》[16/197/5269]：“林邑国，汉日南象林之地，在交州南千余里”，当从《旧唐书》，《唐会要》“象郡”应为“象林”之误，点校本断句亦误。
永徽二年十一月，特浪生羌卜楼莫各率众万余户诣茂州归附。
《册府》卷九七七：“高宗永徽二年十一月，特浪生羌董悉奉求、辟惠生羌卜楼莫等各率种落万余户诣茂州归附。”《新唐书·志》[4/43下/1138]在茂州都督府所属羁縻州蓬鲁州下注称：“永徽二年，特浪生羌董悉奉求、辟惠生羌卜檐莫等种落万余户内附[5]，又析置州三十二。”《唐会要》因“生羌”重出而误夺“董悉奉求、辟惠生羌”数字。
其年正月，生羌大首领冻就率部落内附，以其地置建州。
本条上接“永徽二年十一月”，此“其年正月”与上文不属。按，《册府》卷九七七：“（永徽）五年正月，生羌大首领冻就率部落内附，以其地置剑州。”《新唐书·地理志》[4/43下/1138]亦在松州都督府所属羁縻州剑州下注称：“永徽五年以大首领冻就部落置。”《唐会要》“其年正月”应作“五年正月”，“建州”亦应从《册府》、《新唐书》作“剑州”，此涉音近误。
四载，哥逻仆罗上表，自陈“曾祖以来，奉向天可汗，忠赤，常受征发。望乞恩慈，将奴土国同于唐国小子，所须驱遣，奴身一心为国征讨。”
按，“将奴土国同于唐国小子”，文意费解。《册府》卷九七七：“（天宝）四年，曹国王哥逻仆遣使上表，自陈：‘宗（曾）祖以来向天可汗忠赤，常受征发，望乞兹恩，将奴国土同为唐国小州。所须驱遣，奴身一心忠赤，为国征讨。’”当从《册府》，《唐会要》“小子”应作“小州”。《册府》“国土”亦较《唐会要》“土国”文意为长。又，“忠赤”当属上读为宜。
魏晋已降，西羌微弱，自周灭宕昌、邓至之后，党项始强。南杂舂桑、迷桑等羌，北连吐谷浑。其种每姓别自为部落，一姓之中，复分为小部落，大者万余骑，小者数千骑，不相统一。
按，此叙述党项地界范围，只及南北而不提东西，殊不合惯例。《旧唐书·党项传》[16/198/5290] “魏、晋之后，西羌微弱，或臣中国，或窜山野。自周氏灭宕昌、邓至之后，党项始强。其界东至松州，西接叶护，南杂舂桑、迷桑等羌，北连吐谷浑，处山谷间，亘三千里。其种每姓别自为部落，一姓之中复分为小部落，大者万余骑，小者数千骑，不相统一。”《御览》卷七九五同，惟“亘”作“延亘”。《唐会要》显与二书同源，惟《旧唐书》与《御览》保留内容较多，“周”作“周氏”外，“西羌微弱”下多出“或臣中国或窜山野”八字，“北连吐谷浑”多出“处山谷间，（延）亘三千里”，而“南杂舂桑”上亦多出“其界东至松州西接叶护”数语。《唐会要》删略过简，致文意不完，当补“其界”以下十字。
有细封氏、费听氏、往利氏、颇超氏、野辞氏、房当氏、米擒氏，拓拔氏最为强族。
《通典》卷一九○、《旧唐书·党项传》[16/198/5290]“拓拔氏”下有“而拓拔”三字，《新唐书·党项传》[20/221上/6214]亦称“有细封氏……米禽氏、拓拔氏，而拓拔最强”。《唐会要》当因“拓拔”重出夺“而拓拔”三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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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川节度使高骈奏：“西川新旧军差已众，况蛮蜑小丑，必易枝梧。今已道路崎岖，馆驿穷困，更有军顿，立见流移。其左神策、长武镇、鄜州、河东所抽兵中，人数不少，况备办军食，费损尤多，又缘三道藩镇，尽扼羌戎，边鄙未宁，望不差发。”
按“其左神策、长武镇、鄜州、河东所抽兵中，人数不少”句，文意未安。《册府》卷九八七作：“其左神策、长武鎭、麟州、河东所抽甲兵人数不少”，《唐会要》“中”当为“甲”之讹字，下夺“兵”字。
又，“西川新旧军差已众”，颇费猜详，《册府》作“西川新军、旧军，差到已众”，《唐会要》嫌删略过简，易生岐义。
女国，在葱岭之西，以女为王，每居层楼，侍女数百，五日一听政。其王若死，无女嗣位，国人乃调敛金钱，还于死王之族，买女而立之。其俗贵女子，贱丈夫，妇人为吏，男子为军士。女子贵者，则多有侍男；男子贵，不得有侍女。虽贱庶之女，尽为家长，犹有数夫焉。生子皆从母姓。男子披发，以青绿涂面，妇人辫发而萦之。土宜六畜，多骏马。
贞观八年十二月，朝贡使至。
以上是《唐会要》“女国”条的全部内容。按，《唐会要》“女国”与同卷上文“东女国”（2096页）颇多类同。为便于比较，兹将《唐会要》“东女国”条有关风俗的内容具引于下：
东女，西羌之别种。（原注：以西海中有女国，故称东女国也。）俗以女为王，东与茂州党项接界，隔罗女蛮及白狼夷。有八十余城。王所居名康延川，中有弱水南流，用牛皮为船以渡。户口四万。女王号为“宾就”，有女官号曰“高霸”，评议国事。在外官寮，并男夫为之。五日一听政。女王若死，国中多敛钱，动至数万，更于王族求令女二人而立之。大者为大王，小者为小王。若大王死，则小王立，或姑死而妇继，无有篡夺。其所居，皆起重屋，王至九层，国人至六层。其王服青毛绫裙，下领衫，上披青袍，其袖委地。冬则羔裘，饰以纹锦。为小环髻，饰之以金。耳垂珰，足履醌鳌Ｋ字馗救硕轻丈夫。文字同于天竺。以十一月为正。每至十月，令巫者赍酒殽诣山中，散糟麦于空，大咒呼鸟。俄顷，有鸟如雉，飞入巫者怀中，因刳其腹视之，有一谷，来岁必登，若有霜雪，必多异灾。其俗信之，名为鸟卜。
《旧唐书·东女国传》[16/197/5278]与《唐会要》“东女国”条所载内容相同，措词无异，惟在“鸟卜”下多出：“其居丧，服饰不改，为父母则三年不栉沐。贵人死者，或剥其皮而藏之，内骨于瓶中，糅以金屑而埋之。国王将葬，其大臣亲属殉死者数十人。”可知二书史料来源相同，《唐会要》删略了贵人剥皮葬骨的风俗。 （转载自http://zw.nseac.coM科教作文网）
《唐会要》“女国”条涉及的内容有七项。第一，女王居楼；第二，五日一听政；第三，女王死，国人敛钱于族中更求女而立；第四，女为吏，男为军士，女贵多侍男，男贵不得有侍女，女有数夫；第五，生子从母姓；第六，男子披发涂面，女子辫发；第七土宜六畜，多骏马。其中一、二、三项与“东女国”风俗相同且记述的文字如出一辙，事颇可疑。而且在隋唐时代的记载中，除《唐会要》之外，尚未见到有“东女”与“女国”两个以女子为王的国家的记载。《通典》卷一九三“女国”条载：
女国，隋时通焉。在葱岭之南……王居九层之楼，侍女数百人，五日一听朝。复有小女王，共理国政。其俗贵妇人，轻丈夫，而性不妒忌。男女皆以彩色涂面，一日之内或数度变改之。男子皆被发，妇人辫发而萦之。其王死，若无女嗣位，国人乃调敛金钱，得数百万，还于死王之族，买女而立之。其地五男三女，贵女子，贱丈夫，妇人为吏职，男子为军士。女子贵者则多有侍男，男子不得有侍女。虽贱庶之女，尽为家长，有数夫焉。生子皆从母姓。气候多寒，以射猎为业。出鍮石、朱砂、麝香、牦牛、骏马、蜀马……其女王死，国中贵人剥取皮，以金屑和骨肉置于瓶内而埋之，经一年，又以其皮纳于铁器埋之。
《通典》的记载与《唐会要》“东女国”条的内容基本相同，只是去取有异。《通典》中不仅保留了被《唐会要》删去的有关贵人剥皮葬骨的风俗，而且比《旧唐书》多出了“经一年，又以其皮纳于铁器埋之”数语。从以上比较完全可以肯定，《通典》“女国”就是《旧唐书》、《唐会要》的“东女国”，三书史料来源相同，只是去取略有差异。
更重要的是，《通典》“女国”的记载还包括了《唐会要》“女国”条具列的所有七项内容，由此可以断定，《唐会要》“东女国”与“女国”是同一个国家，《唐会要》误以一国两传。如所周知，《唐会要》最初由苏冕修撰唐高祖至德宗诸朝事，后由崔铉领衔续撰德宗以后至宣宗朝事，最后经王溥补修宣宗以后事而成，一国二传，疑是在续修时误补所致。又，《唐会要》“葱岭之西”，《隋书·女国传》[6/83/1850]、《通典》“西”作“南”，当据正。
昙陵，吐火罗之属国也。居大洲中，其风俗土宜与吐火罗国同。
昙陵属南海诸国，与地处兴都库什山以北的西域吐火罗国南北隔绝，境物迥异，此称昙陵为吐火罗属国，且风俗土宜相同，事颇可疑。按，《新唐书·南蛮传》[20/222/6303]：“堕和罗，亦曰独和罗，南距盘盘，北迦逻舍弗，西属海，东眞腊。自广州行五月乃至。国多美犀，世谓堕和罗犀。有二属国，曰昙陵、陀洹。昙陵在海洲中。”《文献通考》卷三三三同。《唐会要》“吐火罗”当是“堕和罗”之误。
支庶强盛，分王邻国，皆以昭武为姓氏，不忘本也。
《旧唐书·康国传》[16/198/5310]同。按，“皆以昭武为姓氏”之“姓氏”，文字重沓，颇不类当时人语。《御览》卷三六二作“枝庶皆以昭武为姓，示不忘本也。”《册府》卷九五六：“支庶各分王，故康国左右诸国并以昭武为姓，示不忘本也。”《北史·康国传》[10/97/3233]亦称：“枝庶各分王，故康国左右诸国并以昭武为姓，示不忘本也。”此涉音近而讹“氏”为“示”。《旧唐书》同误。
城东面有一大门，高二十丈。自外至王室，饰以黄金。凡有大门三重。第二大门之楼，悬一金枰，以金丸十二枚属于衡端，以候日之十二时焉。
按，“饰以黄金”与上文“自外至王室”不属。《旧唐书·拂菻传》[16/198/5314]：亦称“城东面有大门，其高二十余丈，自上及下，饰以黄金，光辉灿烂，连曜数里。自外至王室，凡有大门三重，列异宝雕饰。第二门之楼中，悬一大金秤……”《唐会要》“饰以黄金”当乙正于“自外至王室”之前，作“城东面有一大门，高二十丈，饰以黄金。自外至王室，凡有大门三重。”又，《唐会要》“悬一金枰”之“枰”字，亦当从《旧唐书》作“秤”。
乌苌国在中天竺南，一名乌枝那。
《册府》卷九六一亦作“在中天竺南”，按，乌苌在北天竺境，称“中天竺南”，必误。《新唐书·摩揭它国传》[20/221上/6239]亦称乌苌“直天竺南”。《太平寰宇记》卷一八三称“乌苌国，即北天竺国也，在中天竺南”，即北且南，自相矛盾。今按，《北史·乌苌国传》[10/97/3231]：“乌苌国，在赊弥南。北有葱岭，南至天竺。”诸书或因“南至天竺”而误，姑存疑。
笃信佛法，与天竺同，而天竺不及之。
“笃信佛法，与天竺同”，文气不畅。《册府》卷九六一：“笃信佛法，言语、文字、礼义、法式略同天竺，而弗之及也。”当从《册府》，《唐会要》“笃信佛法”下有夺文。又，下文“而天竺不及之”之“天竺”疑为衍文。《太平寰宇记》卷一八三：“笃信佛法，言语、文字与天竺同，而天竺不及之”，同误。
其俗大与突厥同，而婚姻无财聘。性多淫泆，与外人通者不忌。其婿死丧，刀剓其面。火葬，收其骨，踰年而葬。
“其壻”当从上文，作“与外人通者，不忌其壻”。又，《通典》卷二○○：“若死，唯哭三声，不剺面，火葬，收其骨，踰年而为坟墓”《新唐书·黠戛斯传》[19/217下/6148]亦载：“丧不剺面，三环尸哭，乃火之，收其骨，岁而乃墓，然后哭泣有节。”按，本段自“婚姻无聘财”以下，记载了结骨与突厥不同的风俗。如《通典》卷一九七称突厥“男有悦于女者”须“遣人聘问”；“淫者割势而腰斩之”；哀悼死者“以刀剺面且哭，血泪俱流”等。当从《新唐书》、《通典》作“不剺面”，《唐会要》“刀”应为“不”之误。《册府》卷九六一作“死，葬丧刀剺其面”，同误。
开元初，与回鹘拔悉密等攻杀突骑施乌苏米施可汗。三年，与拔悉密可汗同奉表，兼献马至阙下。其年冬，又与回鹘同击破拔悉密部落，其可汗阿史那施奔北庭，后朝于京师。十三年，授阿史那施左武卫将军。
据《册府》卷九八六载，攻杀乌苏米施可汗，传首京师在天宝三载八月，《旧唐书·玄宗纪》[1/9/218]在同月丙午。《通鉴》卷二一五诸部杀乌苏米施在天宝元年八月，传首京师在三年八月。又，《新唐书·拔悉蜜传》[19/217下/6143]明谓：“天宝初，与回纥叶护击杀突厥可汗，立拔悉蜜大酋阿史那施为贺腊毗伽可汗，遣使者入谢，玄宗赐紫文袍、金钿带、鱼袋。不三岁，为葛逻禄、回纥所破，奔北庭。后朝京师，拜左武卫将军，地与众归回纥。”此“开元初”当作“天宝初”。
干元中，率拔悉密可汗南奔，后葛禄与九姓部落复立回鹘暾叶护为可汗，朝廷寻遣使封为奉义王，仍号怀仁可汗。自此后葛禄在乌德犍山左右者，别置一部督，隶属九姓回鹘；其在金山及北庭管内者，别立叶护，每岁朝贡。十一年，叶护顿毗伽生擒突厥帅阿布思，送于阙庭，授开府仪同三司，改封金山郡王。
《旧唐书·回鹘传》[16/195/5198]：“天宝初，其酋长叶护颉利吐发遣使入朝，封奉义王。三载，击破拔悉密，自称骨咄禄毗伽阙可汗，又遣使入朝，因册为怀仁可汗。”《册府》九六七亦载：“天宝初，其酋长叶护颉利吐发遣使入朝，封奉义王。三载，击破拔悉密，自称骨咄禄毗伽阙可汗。五载，又遣使入朝，因册为怀仁可汗。” 《新唐书·回鹘传》[19/217上/6114]：“子骨力裴罗立。会突厥乱，天宝初，裴罗与葛逻禄自称左右叶护，助拔悉蜜击走乌苏可汗。后三年，袭破拔悉蜜，斩颉跌伊施可汗，遣使上状，自称骨咄禄毗伽阙可汗，天子以为奉义王。”据《通鉴》卷二一五，封奉义王在天宝元年，册怀仁可汗在三载。《册府》“五载”应作“三载”。此将二事置于“干元中”之后，误。又，据《通鉴》天宝元年附《考异》，骨力裴罗应即叶护颉利吐发，诸书未载暾叶护，或即同一人，此存疑。
其王那陵提婆，身著珍珠诸宝，垂缨耳金钩玉铛，佩服庄严。坐师子床内，尝散花燃香，大臣皆坐地不藉，左右持兵，数百人列侍。
“垂缨耳金钩玉铛”，义不可解。《御览》卷七九五：“其王郍陵提婆，身著眞珠、颇黎、车渠、珊瑚、琥珀、缨络，耳垂金钩玉珰，佩寳装服突，坐师子床。其堂内散花（燃）香，大臣及诸左右并坐于地，持兵数百列侍其侧。”《旧唐书·泥婆罗传》[16/198/5289]同，惟“缨络”作“璎珞”。《唐会要》“缨”下当夺“络”字，“垂”字应乙正于“耳”之下。作“身著珍珠诸宝、缨络，耳垂金钩玉铛”。又，“坐师子床内，尝散花燃香”，文意欠安，当从《御览》、《旧唐书》，《唐会要》“尝”当作“堂”，与上文“内”字误倒。应作“坐师子床。堂内散花燃香”。《新唐书·泥婆罗传》[20/221上/6213]：“御师子大床，燎香布花于堂”，正得其义。
贞观十八年三月，遣使贡方物，与摩罗游使者偕来。
按，据下文“金利毗迦国”条（2128页），金利毗迦经日亘国、诃陵国、摩诃国、新国、多萨国、者埋国、婆娄国、多郎婆黄国、摩罗游国、眞腊国、林邑诸国而至广州，则摩罗游自属南海诸国，而火辞弥是西域中亚之国，二国使者何以“偕来”，事颇可疑。《册府》卷九七载，贞观十八年“三月，火辞弥国，十二月，摩罗游国，各遣使献方物。”当从《册府》，二国入贡一在三月，一在十二月，《唐会要》误。《新唐书·波斯传》[20/221下/6259]后称：“贞观后，远小国君遣使者来朝献，有司未尝参考本末者，今附之左方。曰火辞弥，与波斯接。贞观十八年，与摩罗游使者偕朝。”当承同一史源而误。
金利毗迦……东去至物国二千里，西去赤土国一千五百里，南距婆庭舍，衣朝霞白氎。每食，先泥上铺席而后坐。
《御览》卷七八八、《太平寰宇记》卷一七七“金利毗迦”作“金利毗逝”。《太平寰宇记》作：“东去致物国二千里，西去赤土国一千五百里，南去波利国三千里，北去柳衢国三千里。其国有城邑庭舍，衣朝霞、白迭。每食，先泥上铺席而后座。”《御览》同。《唐会要》“婆”下误夺“利国三千里北去柳衢国三千里其国有城邑”十八字。
又酢菜，状如菜，阔而长，味如美鲜苦菜，状如苣，其叶阔，味虽少苦，久食益人。
本段文义扞格难解。《册府》卷九七○作：“又有酢菜，状类愼火，叶阔，味虽少苦，久食益人。”《太平寰宇记》卷二○○：“又有酢菜，收叶阔而长，味如美酢。苦菜，状如苣，其叶长而阔，味虽少苦，久食益人。”记载互异，各有讹夺。《北户录》卷二“蕹菜”条保留内容最详，作：“又，醋（酢）菜，状似愼火,叶阔而长，味如美酢，绝宜人，味极美。”对照各种记载可知，《太平寰宇记》记载最为近真，但“收”应为“状”之误字，且“收”（状）下应据《册府》及《北户录》补“类愼火”三字。正应作：“又有酢菜，收（状）（类愼火）叶阔而长，味如美酢。苦菜，状如苣，其叶长而阔，味虽少苦，久食益人。”《册府》因“阔”字重出，在“阔”下误夺“而长味如美酢苦菜状如苣其叶长而阔”十六字。《唐会要》“状如菜”，“如”下夺“愼火”二字，“菜”应为“叶”之讹字。下文“美鲜”之“鲜”应为“酢”之讹字。正应作“状如（愼火）,菜(叶)阔而长，味如美鲜（酢）。苦菜，状如苣……”点校本断句亦从误。
浑提葱，其状如葱而白。辛嗅，其状如兰，凌冬而青，收干作末，味如桂椒，其根能愈气疾。
“浑提葱，其状如葱而白。辛嗅药”，《御览》卷九七六作“浑提葱，其状犹葱，而味甘辛”。《册府》卷九七○作“浑提葱，其状犹葱而甘辛”，下接嗅药。《唐会要》“白”当为“甘”之讹字，“辛”字属上句，点校本断句亦误。《太平寰宇记》卷二○○作“似葱而白辛”，同误。
（科教作文网 zw.nseac.com整理）[1] 表示点校本卷九四，下册，第2004页；中华本，下册，第1691页。下同。
[2] 《资治通鉴》卷二○六神功元年附《考异》。
[3] 《突厥集史》上册，第334－335页。
[4] 四库文渊阁本《册府》“辞”作“酸”。《通典》卷一九○“校勘记”[五○]引本条资料称：“辞”当是“辛”字之讹。此存疑。
[5]“卜檐莫”，疑应从《唐会要》及《册府》作“卜楼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