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唐代幕府制度研究》(2)
2013-07-25 01:15
导读：个对应状态不可。我认为本书作者在第一章中所作的追溯对全书的研究意义不大，而且也缺乏作者自己独到的研究。 一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或者揭示出
个对应状态不可。我认为本书作者在第一章中所作的追溯对全书的研究意义不大，而且也缺乏作者自己独到的研究。
一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或者揭示出一个人所不知或知之不详的现象及其变化过程，或者对史料进行考辨，或者对一个人所共知的现象或结论进行更为严密的论证（证是或证伪），或者深化了对历史的认识和理解（如揭示其因果、联系、意义等）。总之，能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一些新问题，或者有针对性地展开讨论，所谓详人之所略，略人之所详，言人之所未言。我基本上是本着这样的标准来谈研究成果的深度和意义的。
二
因上面我已对第六至八章作了总体的评价，故以下所谈的问题都不再涉及这个部分。
本书虽然称作“研究”，但却选择了叙述、罗列的方式。大量的史料堆砌、现象罗列，使得本应成为专深研究的著作几乎变成了面面俱到、常识交待过多的教科书；作者的心得也因此几乎被大量例证性史料的罗列，以及枝蔓、庞杂的叙述所湮没了。
幕府僚佐的辟署、迁转的研究是作者的心得所在，但由于作者将幕府制度的发展分作三个时期，并对应地分作三章进行叙述，于是便出现了围绕幕府僚佐的大量的重复叙述（作者在叙述后一时期的情况时，几乎总是要追述前一时期的情况）。作者的心得就这样被混杂、稀释在了整个叙述当中，未能集中地、充分地予以展开，并凸显出来。
其实这三个时期的幕府僚佐在设置上是一脉相承的，其基本架构是基本相同的，因此，在叙述上可以参照严耕望先生《唐代方镇使府僚佐考》（收入其《唐史研究丛稿》，香港新亚研究所，1969年）的办法，以僚佐为经，叙述其渊源、流变及职掌，而不必分作三章。特别是开天时期边地节度使僚佐和唐后期方镇僚佐，虽然府主所兼使职有些差异，但大多是例兼，根本不必分别罗列。当然，这三个时期的幕府僚佐各有特点，如作者所揭示的，行军幕府僚佐具有出使性质；这可以用单列一节予以论证。因此，第二章、三章、五章合并成一章即可。目前的这种章节安排，大大方便了叙述，却不利于集中、深入的研究。
大学排名 同时，幕府僚佐的设置及其职掌，前人已作了系统的勾勒和研究，其中以严耕望先生的工作最为重要，也最具基础性。后来的研究，完全没有必要再如此系统的重新勾勒（即使能多提供几条甚至几十条例证），除非可以改变或加深我们的认识；应当在此基础上展开有针对性的讨论，比如，作者关于唐后期藩镇幕府中观察支使、观察判官的讨论（第211—217页），就极富启发性。即使我们对作者的分析持保留意见，如，作者在讨论观察判官时所引用的史料，没有辨析史料中的“判官”是广义还是狭义（广义的“判官”实际上是幕府僚佐的统称，严耕望先生业已指出），从而影响了结论的可靠性，但这些分析远胜过对已知史实的再次叙述，或者简单地增加若干条史料。
总体上说，本书在叙述上的枝蔓之处甚多，许多交待与其所论述的主题有一定的差距。
论证方面也存在一些问题。首先是许多结论性的认识没有经过详细论证。比如作者将唐前期行军幕府以高宗龙朔为界划分成前后两期。分期当然表示作者对事物发展的认识，但作者对此却只有一句：“高宗龙朔二年以后，行军统帅僚属出现了一些新的称号。”（第52）“新的称号”就能成为划分事物发展变化阶段的充分理由吗？作者在后面再次谈到这个问题，说：“高宗龙朔以后又有判官、参谋、管记、随军要籍等新职名的出现，则标志着唐代行军幕府正在适应新的战争形势形成新的体制。”（第60页）为什么新职名的出现会标志着形成新的体制？也许这真有如此巨大的意义，可惜作者未作论证。再如作者在讨论开天时期幕府带宪衔与中官监军之间的关系时，认为：“幕府带宪衔与中官监军之始，皆在开元二十年之后不久，这两者之间不能说没有联系。”随之他引用了《封氏闻见记》卷三的一条纪载后，便下断语：“宪官之监察作用既已丧失，朝廷则易之以宦官监军。”（第125页）即便这两者之间果真是这样的关系，这样的论证却殊为薄弱。
（科教范文网 lw.nseaC.Com编辑发布） 其次是一些结论或认识流于空泛，比如关于“唐前期行军幕府体制的特点”，作者认为：“唐前期行军幕府体制在唐代幕府制发展过程中，呈现出鲜明的过渡性，这种过渡性表现在逐步摆脱隋代幕府体制，并逐渐向边镇幕府发展两个方面。”（第58页）“过渡性”太过空泛。在一个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其中的每一个环节都可以视作上下两个环节的过渡。即以唐代方镇幕府而言，唐前期行军幕府是隋代幕府向唐代边地节镇幕府的过渡，那么唐前期边镇幕府又何尝不是从唐前期行军幕府向唐后期方镇幕府的过渡呢？果然，作者就说：“开元、天宝时期边镇幕府是唐代幕府的转变阶段和过渡形态。”（第157页，另第158页）这种特点的，虽然不能说错，但却对我们认识幕府制度的发展，意义不大。相反，应该深入分析的地方却没有能够深入分析，比如，“开元、天宝时期边镇幕府的影响”，这是有深入分析的空间的，而且也是将幕府研究推向深入的一个很好的切入点，然而作者给我们提供的却只是一系列人所习知的政治现象。
另处，一些论述似有矛盾之处。如一处说幕府僚佐的本官没有意义（第133页），而另一处却已经指出了它的意义（第122页）；其实张国刚先生在《唐代藩镇使府辟署制度》中已对此作了说明（见其《唐代藩镇研究》，湖南出版社，1987年）。再如唐后期行营统帅幕府，一处称“以亲王为首的天下兵马元帅府是最高军事指挥机关，副元帅幕府则是天下兵马元帅府下的战区或前线指挥”（第175页），一处称“由于元帅通常由亲王挂名，因此，副元帅是实际上的最高军事长官”（第180页）。又如关于太和九年对藩镇辟署进士的限制，一处说它成了一纸空文（第260页），别处则说“不能完全说成是一纸空文”（第298页、299页），不知究竟是不是一纸空文。
（转载自http://zw.nseac.coM科教作文网） 史料丰富是本书的一个显著特点，特别是与幕府僚佐相关的碑传墓志史料或许已被收罗殆尽。但作者似乎将功夫全部花在了史料的收集和分门别类抄录上，没有预先给自己分析这些史料留下足够的精力。比如，作者将唐前期出任行军僚佐者的史料以表格的形式作了尽数罗列，并说要“加以分析”，但是在这个表之后，我们看到的是“在这六十余例中，除十五人入幕前情况不详外，其余的大致分为如下几类”云云（第65—70页）。分类是进行分析的一个基础，但分类绝不等于分析。类似的情况还见于对“唐前期行军幕府镣佐的迁转”分析（第73—79页）
史料的使用也不无可议之处。作者似乎要把他所收集来的史料都堆出来。其实这是不必要的。特别是类似于史料分类汇编如《唐会要》这样的史书，更不必逐条大量征引，像本书第五章第四节谈唐后期方镇僚佐的迁转那样；而应当将重点放到对史料的分析上。相同性质的例证，我们可以挑选一二具有代表性的例证引用；记载同一史实的史料，我们应尽量挑选更为原始的、且最好属史源的史料来征引。比如，第一章追溯幕府起源时，屡屡用《册府元龟》的史料来说明先秦的情况；《唐语林》经周勋初先生的整理，许多史源均可覆按，但作者只是利用了周先生的成果，却没有覆按，比如第296页所引，出自《东观奏记》，而《东观奏记》卷上（中华书局1994年出版田廷柱点校本，第6条，第87页）正有这一条；追溯幕府辟署制时，谈汉代的情况，用《册府元龟》，谈隋代将州郡辟署权收归中央，又用《文献通考》（第61页）。这些都属典型的不明史源。唐代史料比较丰富，同一事往往在不同的书中都有记载，这为我们排比史料以正讹误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作者在引用史料时，多处指出其讹误，但却未交待依据；其实有不少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