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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唐代幕府制度研究》(3)

2013-07-25 01:15
导读:完全可以找到校改依据的,比如引《唐会要》八二关于“冬荐”的记载,认为原文“贞观”当为“贞元”之误(第292页),实则《通典·选举三》明确记为
完全可以找到校改依据的,比如引《唐会要》八二关于“冬荐”的记载,认为原文“贞观”当为“贞元”之误(第292页),实则《通典·选举三》明确记为“贞元”(中华书局1988年点校本,第365页)。作者在征引史料时,往往大段大段引用,实际只引出最能说明问题的若干句即可。比如引《停河南等道副元帅制》,其目的是要说明停河南等道副元帅,将其兵马充东都留守兵马。其实只要叙述出此事实,出一注,说明其根据是此制即可;即使引出原文,也只要一两句即可,而作者却引了近半页(第234页)。有的完全可以用自己的话作一简单叙述,而作者却详引原文,如《太平广记》卷一五二引《逸史》所载孟君故事(第254页)。这样的例子不在少数。这种处理方法,于论著实在是有害而无利。另外,有些问题则反映了作者对一些文献的生疏。比如他说“《周礼》反映了西周以前的古制”(第9页),这样的全称判断当然不对。再如,谈明朝的情况,引用了清修《续文献通考》,而没有引王圻《续文献通考》,说明作者不知此二书的关系。
  学术规范应当引起足够的注意。
  全书没有附录征引文献目录。从作者的处理来看,似乎是每一章自成一单元,即在本章中第一次出现时,标明版本等,此后则予省略。但也有不尽然者。同一章中的反复标注,对读者而言,并无不便,而本章出现而不作标注,则有害无益。比中,第五章注[139]“前揭张国刚《唐代藩镇研究》”。此书是集,作者既未标页码,又不注文章篇名,读者如何查阅!书中在征引吴宗国先生《唐代科学制度研究》时,多处既不标章节,又不注页码,起不到让读者参阅的作用。最麻烦的是,根据注释标注,却遍觅不得。如第二章注[10]、注[11],都说“见前揭”某文,但不知揭于何处。最不足为训的是,作者引用了某人的观点,称“有人说”云云(用引号标出),然后又表达了自己的不同意见,但却不出注,终不知此“有人”为何人,更不知出于何处,如第126页、156页、330页等。这反映了作者对其他学者的不尊重。有的则是说“据学者研究”,当然是引用别人的成果,但却没有注出(第9页)。另外,就研究成果的吸收来说,作者对与辟署紧密相关的研究成果了解得比较多,而与课题相关的外围情况却知之不多,比如对营田使、支度使,对官员俸禄等研究成果都知之不多。遇到这样的问题,作者都是直接征引史料作些叙述,这无疑成为篇幅冗长的一个重要原因。作者对唐史的整体素养,就我阅读的感觉来看,似乎也有欠缺,比如,对与本课题密切相关的唐代官制的了解,可能就有不足。这可能与作者学习的经历不无关系。 (转载自http://zw.NSEaC.com科教作文网)

  总之,作者花了很大的功夫,收集了许多相关史料(碑传墓志史料尤为丰富),系统、完整地叙述了唐代幕府制度,其中也不乏作者的研究心得。便从全书总体来看,叙述多于研究,罗列多于分析,举例多于论证,堆砌多于考辨。这就使得本书不仅瑕瑜互见,而且是瑕几掩瑜。如果作者能不这样面面俱到,而是围绕问题,就自己的心得展开充分的讨论,或者有针对性地进行辨析,瑕瑜之比恐怕会大为改观;因为篇幅越大,心得所占比例自然就会越小。当然,对人科著作的评价,多半仁智互见,而且囿于闻见,限于眼界,自己以为是者未必是,以为非者未必非,没有读懂、理解不够之处更是在所难免,因此,以上一孔之见,仅供参考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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