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八股文取士制不容忽视的一个历史作用(2)
2013-07-30 01:03
导读：甚至进一步发展成为地方绅士。平民子弟中稍有条件的一部分人，对读书应试怎能不动心呢？ 第二，以上只是就“硬件”而言，如果没有良好的“软件”
甚至进一步发展成为地方绅士。平民子弟中稍有条件的一部分人，对读书应试怎能不动心呢？
第二，以上只是就“硬件”而言，如果没有良好的“软件”配合，这一制度仍然不能发挥作用。所谓“软件”，是比喻考试内容。如果新制度仅具备上述诱惑力，但考试内容，特别是童试内容很难，平民望而生畏，则还是无法促成他们真正投身于读书应试的潮流之中。然而在明清，事实上是这一“软件”出现了，这就是内容改用八股文，从而形成八股文取士之制。这一变化对平民来说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考试难度下降，不是高不可攀的了。下面略作阐释。
八股文考试，其答题要求包括三方面：经义、代圣贤立言、八股对仗
[31]。三者之中，经义是实质内容，代圣贤立言是阐述经义的角度，八股对仗是阐述经义的文体。故其核心仍是宋以来科举所考的经义。但是明清又有不小的发展，这就是除《五经》外，沿元制加考《四书》；而且经过摸索，逐渐演变成以《四书》为考试主要内容，所谓“专取‘四子’书”
[32]。《四库全书总目》卷三六《经部四书类二·四书大全》提要便说：明成祖时编《四书大全》，“尊为取士之制，……初与《五经大全》并颁。然当时程式以《四书》义为重，故《五经》率皆庋阁。所研究者惟《四书》，所辨订者亦惟《四书》。后来《四书》讲章浩如烟海，皆是编为之滥觞”。清朝康熙时依然以“《四书》艺为重”
[33]。乾隆时“士子所诵习，主司所鉴别，不过《四书》文而已”
[34]。特别是童试，在乾隆中叶以前很长一个时期明定“正试《四书》文二，复试《四书》文、《小学》论各一”，竟不考《五经》
[35]。乾隆自己也说：“国家设科取士，首重者在《四书》。”
[36]和上述措施紧密相配合的是，明清全都明定：阐述《四书》义，必须根据朱熹的《四书集注》，否则不予录取
[37]。所有这些同样是考经义而发生的重大变化，从明清统治集团的思想看，主要在于以此进一步宣扬程朱，培养合格的统治人才，更好地维护新形势下的王朝利益
[38]。可是对于一般平民，却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后果，这就是考试难度的显著降低。过去主要考《五经》，内容艰深，文字晦涩，加上汉唐诸儒烦重的训诂注释
[39]，平民子弟基础薄弱，不能不对之望而却步，心有余而力不足。现在换为重在《四书》，分量减少，内容比较浅显
[40]；特别是朱熹《四书集注》，摈弃旧的注释，注意“略释文义名物，而使(即引导)学者自求之”
[41]，被评为“很讲究文理”，和其他宋儒解经一样，“求文理通顺”
[42]。由此平民子弟就不难读懂其内容，领会大义了。再加上阐述经义的角度要求代圣贤立言，不许涉及后代史事
[43]，客观上减轻了平民子弟应童试的负担
[44]。至于文体八股对仗，虽麻烦一些，但毕竟只是形式问题，一般经过一定时期的揣摩、练习，便可驾驭
[45]。这样，总体上说，考八股文便为平民子弟读书应试，首先是童试，打开了方便之门。他们不但心羡秀才，而且敢于参加童试，为一领青衿而拼搏了。故清初杨宁曰：“入仕之途易，则侥幸之人多，而读书又美名，此天下所以多生员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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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如果只行童试，而所考内容艰深，不是八股文，则平民子弟不敢应试，也不会关心读经书，以提高自己的素质；但另一方面，八股文虽比较浅显，如不以之取士，平民子弟同样也不大可能有读经书、以提高文化素质的积极性。清雍正时，“有议变取士法，废制义(即八股文)者。上问张文和(廷玉)，对曰：‘若废制义，恐无人读四子书，讲求义理者矣。’遂罢其议。”
[47]而只有将二者结合，实行八股文取士之制，平民子弟才真正会为摆脱文盲、半文盲境地而行动起来。
试举二例：
吴敬梓《儒林外史》第二回：明代山东汶上县薛家集百十来户“务农”人家，其所以要“做个学堂”，请老童生周进来教“像蠢牛一般”的孩子读书，不就是因为他过去教过的顾小舍人“中了学”(考中秀才)，希望自己子弟也能“进学”吗？而“进学”，在他们心目中，其预兆竟会是正月初一“梦见一个大红日头”落在头上，可见分量是何等之重
[48]。
俞樾《春在堂随笔》卷六：清代“彭雪琴（玉麟）侍郎，先世务农，贫无田，佃人之田。其先德鹤皋赠公，幼读书，年逾弱冠，府县试屡居前列，而未得入学
[49]。其伯叔父及诸昆弟啧有烦言，曰：‘吾家人少，每农忙时，必佣一人助作。此子以读废耕，徒费膏火资，又不获青其衿为宗族光宠，甚无谓也。’”这事再次证明，务农之家不惜全家劳动，勉强供一人读书，目的就是要他“青其衿”，即考中秀才，“为宗族光宠”。
八股文取士制在推动平民子弟读书应试，提高其文化素质，使之转化成士人上的巨大作用，是再明显不过了。
当然，无可否认，明清两代确有不少尖锐抨击八股文取士制的言论，甚至认为它是明代灭亡、清代官员愚昧无能的罪魁祸首
[50]（近人对此制持全盘否定论者，也不乏引此作为佐证），但那是因为他们全都从造就、选拔合乎规格的统治人才——官员的角度，以比较高的标准来衡量全体童生、秀才、举人、进士、翰林，来要求、评价八股文取士之制，再加上涉及情况复杂，看法很容易出现片面、极端
[51]。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将留诸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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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立论角度则不同。如前所考，主要由于实行八股文取士之制，明清增加了数倍士人，涌现了几百万童生，几十万秀才。如完全按或基本按合乎规格的统治人才——官员的标准去衡量，他们绝大多数的确难以达标
[52]。但是如果换一个角度，从明清社会的实际出发，将他们去和未行八股文取士制以前，原来的亿万文盲、半文盲相比，成绩便十分明显，因为他们毕竟都是不同程度上读过《四书》、《五经》，至少能撰写八股文，文化素质大为提高的知识分子。梁启超便赞誉数百万童生“皆民之秀也”
[53]。他们的存在，构成由宋金元最多80万士人，到现代“为旧社会服务的几百万知识分子”
[54]这一梯链中不可缺少的中间环节。这些童生、秀才，除一小部分后来成为官员外，绝大多数以其参差不齐的知识，默默地在、、文化、军事各方面不同程度地发挥着亿万文盲、半文盲所发挥不了的作用
[55]，从而使整个明清社会的文明程度得到相当大的提高，推动着的进步。追根溯源，八股文取士制的这一功绩，是明明白白的，是不应被抹杀的。
最后再补充一点，这就是据先辈学者研究，八股文性强。钱基博先生便说：“就耳目所睹记，文章之工，合于逻辑者，无有逾于八股文者也!”还认为近代“纵横跌宕”、“文理密察”的文章，多源于八股文的基础。他说：“章炳麟与人
，以为严复气体比于制举
[56]；而胡适论梁启超之文，亦称蜕自八股。斯不愧知言之士已!”
[57]如果这一见解不偏颇，则八股文取士制在促成明清士人注意逻辑思维上还有一功
[58]。
[1]容肇祖《明太祖的〈孟子节文〉》、《记廖燕的生平及其思想》，载《容肇祖集》，齐鲁书社1989年版。又参见何忠礼《二十世纪的中国科举制度史研究》，载《历史研究》2000年第6期。 （科教作文网http://zw.ΝsΕac.cOM编辑）
[2]洪迈《容斋随笔·四笔》卷八“省试取人额”条：黄庭坚于哲宗元祐三年为贡院参详官，“试礼部进士四千七百三十二人”，可证。
[3]毕仲游《西台集》卷一《理会科场奏状》称宋哲宗时，“天下应举者无虑数十万人”；卷四《官冗议》又称“今科举之士……十数万人”。李弘祺《宋代散论》（台北东升出版公司1980年版）第67页以为，由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到宣和二年的20年中，共进行了7次考试，“每次参与考试的人数大约在十万人到四十万人”。
[4]《金史》卷五一《选举志一》载金末御史中丞把胡鲁言：“（世宗）大定间赴（会）试者或至三千”。
[5]张希清《中国科举考试制度》，新华出版社1993年版，附录三《南宋贡举登科表》共49榜，录取正奏名进士2.3万余人。由此计算得出。
[6]葛绍欧《宋代府州的贡院》，载《国际宋史研讨会论文选集》，河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02—305页。文中列有南宋21篇府州军“贡院记”表，其中记有投考人数者10篇，由“数百人”至万人不等。经粗略计算，平均为3900余人。按南宋府州军监共204（见顾颉刚等《中国疆域沿革史》，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62—165页），则可知投考人数亦为80万，与上一数字吻合。
[7]参见孟宪承等编《中国古代教育史资料》第三章第七节，人民教育出版社1962年版。又柳诒征《中国文化史》（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版）下册第2编第22章第570页，便说这两万多学校“盖合社学而言”。
[8]见《庙学典礼》卷五“行省坐下监察御史申明学校规式”条。又徐梓《元代书院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09页说极受推崇的元代书院，“规模都比较小……有些书院只有二三十名学生”。同书第124页引近人学术成果称元朝共有书院296所。如果平均收学生按40名计，一共也只有1.2万人，远不足与80万之数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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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郑介夫《上奏一纲二十目·养士》，见《元代奏议集录》，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下编第93页。
[10]关于“重吏轻儒政策”，参见拙文《试论我国古代吏胥制度的发展阶段及其形成的原因》，载《燕京学报》第9期，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11月版。
[11]陶安《陶学士集》卷一五《送马师鲁引》。
[12]苏天爵《滋溪文稿》卷四《新城县庙学记》。
[13]顾炎武《亭林文集》卷一《生员论上》。
[14]张仲礼《中国绅士》第二章第二节，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这一人数，不是每次童试录取之数，依张先生算法，它是21次童试中试秀才，又终生未考上举人者所积累之数。具体算法，请参见该书。顾炎武所估计明末秀才数，亦大体当如此理解。又明清都有武举，张仲礼上书以为太平天国前武秀才有21万多，因非八股文取士，本文从略。
[15]同上书，第90页。
[16]《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九日康有为请废八股试帖楷法试士改用策论折》，见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下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77页。
[17]《光绪二十四年四月梁启超等公车上书请变通科举折》，见同上书，第79页。
[18]清初叶梦珠《阅世编》卷二《学校一》称明末江南各县“县试童子（即童生）不下二三千人”。江南文化发达，如全国每县童生平均低估为1000余人，据《明史·志一》，明代府州县共1471个，则全国童生总数也近2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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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士人中还有高中级士人，即进士、举人，各级官府之幕友，以及隐士等，但因数量都很少，这个数字已可包容，不再另计。
[20]这是考虑到明清经济、文化进一步发展（如印刷术普及、书籍大增等），增加等因素。但人口增加与士人增加，比例并不一致。据王育民《中国人口史》（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96页，元代全国人口突破1亿，“较宋金户数之和增14.7%”，但如上所考，士人总数减少；第459页，明万历时人口1.5亿，但秀才加童生即士人总数却有200余万，增加好几倍；第510页，清道光三十年，即太平天国起义前，人口猛增至4.3亿，但秀才数52万余，仅比明末50万略多。可证士人总数变化当主要决定于其他因素。
[21]如元代是“选秀民充弟子员”，“选民俊秀入学”等，见《续文献通考》卷六○《学校考·郡国乡党学》。
[22]《明（万历）会典》卷七八《礼部三十六·学校·儒学·选补生员》。同条记载后来又规定：生员缺，“许本处官员军民之家……选补”，“官员”在首位。
[23]《明（万历）会典》卷七八《礼部三十六·学校·儒学·选补生员》。
[24]据《续文献通考》卷六○《学校考·郡国乡党学·皇明》“风宪官提督”条：明万历敕谕“童生必择三场俱通者，始收入学。大府不过二十人，大州县不得过十五人”。如录取人数平均按十三四人计，《明史·地理志一》记明代府州县共1471个，则全国每次童试录取约2万人。清太平天国起义前每次童试录取总数为2.5万人，见前引《中国绅士》第86页。
[25]同上引“风宪官提督”条：万历十一年题准，已有三年内“岁考”及“科举之年”再考的规定。《阅世编》卷二《学校一》载明末“三年两试”，称“科入”、“岁入”新生云云。清三年两试，参《中国绅士》第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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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明会典》卷七八《礼部三十六·学校·儒学·风宪官提督》。
[28]《清（光绪）会典》卷三二《礼部》“简学政……敦其士习”条。
[29]《亭林文集》卷一《生员论上》。又《清会典》卷三二“敦其士习”条：对秀才“各衙门官以礼相待”；秀才违法，“地方官不得擅自扑责”。如“笞杖轻罪，照律纳赎”，见《大清律例增修统纂集成》（任彭年重辑）卷四赎刑条例。
[30]参见伍丹戈《明代绅衿地主的发展》，载《明史研究论丛》第2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又见前引《中国绅士》第一章第三节。
[31]《明史》卷七○《选举志二》：“其文略仿宋经义，然代古人语气为之，体用排偶。谓之八股。”参见拙文《略论中国封建政权的运行机制》第五节“人事机制”，见马克尧主编《中国封建社会比较研究》第十章，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第316—317页。
[32]《明史》卷七○《选举志二》。
[33]《清史稿》卷一一五《选举志三》。
[34]此钱大昕语，见《十驾斋养新录》卷一八“科场”条。直到清末依然是科举“唯重《四书》文”，见徐勤《中国除害议》，载前揭《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下册，第46页。
[35]《清史稿》卷一一三《选举志一》。《小学》，朱熹所作，内容浅显，“意取启蒙，本无深奥”，参《四库全书总目》卷九二《子部类二·小学集注》提要。
[36]《钦定学政全书》（嘉庆十五年）卷六“厘正文体”门。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忽视“五经”，此处不具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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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参见拙文《〈四书〉、流行的社会历史背景》，载《庆祝邓广铭教授九十华诞
》，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39]虽然实际上士人只选考一经，仍甚烦重。如清礼部便曾评价郑玄等注疏《礼记》“卷帙繁多，学者难以诵习”，见光绪增修《钦定科场条例》卷一七“乡会试艺”门，乾隆五十八年。
[40]参拙文《〈四书〉传播。流行的社会历史背景》。如《论语》在唐代为“小儿”学习之书，是“易习”之书。等。
[41]朱熹《朱文公文集》卷三一《答敬夫〈孟子〉说疑义》。参见束景南《朱子大传》，福建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379页。
[42]参见钱玄同《答顾颉刚先生书》，载《古史辨》第一册中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43]《四书》、《五经》，作者均被认定是先秦时人，如代其中圣贤立言，自不能涉及秦汉以下事。如乾隆年间一次会试，题出《诗经》，某考生用“肠一日而九回”句，“上（乾隆）以言孔孟言，不应袭用《汉书》语”，下令“严重磨勘”，查禁类似现象。见梁章钜《制义丛话》卷二。
[44]就统治集团主观意图言，只是为了逼使士人认真读经书，阐述经义，不要胡乱联系后代史事。早在北宋已有“经义禁引史传”之例，见《朱文公文集》卷六九《学校贡举私议》。
[45]清初大儒陆陇其《示子帖》便说：学八股文体，“只当择数十篇时文，看其规矩格式足矣”，只有“读经”等，才是“根本功夫”，“根本有得，则时文亦自然长进矣！”见《制义丛话》卷二。顾炎武《日知录》多处只就经义内容被剽窃，尖锐批评八股文后来的弊端，虽介绍八股文体、格式，无一字批评语，原因亦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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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日知录集释》卷一七“生员额数”条集释引。何炳棣1371—1904年1.2万多进士，1804—1910年2.2万多举人、贡生履历，发现超过49%的“绅士”，均出身“布衣”家庭，转引自李弘祺《宋代教育散论》第29页。生员中“布衣”比例当更高。
[47]陈康祺《郎潜纪闻二笔》卷一五“议考试废制义”条。此证行八股文取士制主观上是为了宣扬“义理”，即程朱理学，前文已提及；但客观上却促成人们读“四子书”。
[48]李宝嘉《官场现形记》第一回：陕西朝邑县一村庄“祖上世代为农”。后因赵姓人家有人中了秀才，十分风光，方姓“瞧着眼热”，也出钱办一学堂，请一“举人老夫子”“来教他们的子弟读书”。同样反映秀才的诱惑力。
[49]当时童试需经县试、府试和院试（由学政主持），方能入学，成秀才。此彭鹤皋虽在府县试“屡居前列”，当因未通过院试，故仍不得入学。参见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第一章，三联书店1958年版。
[50]认为导致明亡，见容肇祖《吕留良及其思想》引吕留良《真进士歌赠黄九烟》诗注，见前引《容肇祖集》第500页；认为导致清民员愚昧无能，参徐勤《中国除害议》，载前揭《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下册，第45—51页。
[51]因评价涉及立法意图、制度本身长处与不足、一定时期内的客观效果、后来逐渐出现严重弊端，对此统治集团的对策以及由此引起新的弊端。它们互相纠缠在一起，通常容易夸大弊端，以偏概全。
[52]只有其中很少一部分士人，包括一些考上举人、进士、翰林者，有可能达标。
[53]《光绪二十四年四月梁启超等公车上书请变通科举折》，见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下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79页。
（科教范文网 lw.AsEac.com编辑整理） [54]《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55]此例不胜枚举。清代大藏书家鲍廷博只是秀才，自称“诸生无可报称，惟有多刊善本，公诸海内，使承学之士，得所观摩”，见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岳麓书社1986年版，下册第529页。不少这类士人在清代从事游幕活动，“佐理政事”，“参赞戎幕”，特别是学术传播、研究。见尚小明《学人游幕与清代学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42—43页，又参有关章节。最不济的，如《儒林外史》第四十八回：当了三十年秀才的王玉辉，也不停撰写“三部书嘉惠来学”，“一部礼书，一部字书，一部乡约书”。
[56]“举”字，疑为“艺”或“义”之误。
[57]《现代中国史》下编新文学二《逻辑文》，世界书局1933年版，第351页。钱氏自己也说：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章士钊，“其文……要皆出于八股”，见同上页。
[58]八股文在文学方面的优点，近人亦有论及者。如周作人说“八股文生于宋，至明而稍长，至清而大成，实行散文的骈文化，结果造成一种比六朝的骈文还要圆熟的散文诗，真令人有观止之叹”。“八股文……永远是……中国文化的结晶”，见《中国新文学的源流》附录一《论八股文》，人文书店1932年版，第116—118页。当然，此乃单纯从文学史上立论，非科举史范围，更非本文中心，但可说明评价八股文可以有多种视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