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象授时与中国文明起源(2)

某一集团发现、掌握，能够即时地农作，使收成有所保证，必定会被视若天人、神圣，享有极崇高的威望，直到《左传》中还认为“生民之道于是乎在矣”。掌握了这样的学问、技艺，其实就是掌握了大多数人的生命线，享有至高的威望自是合乎人情事理。这样的人成为部落或酋邦的统治者当无疑问。某个部落或酋邦率先拥有指导的节令时日，农业的效益必定大有改观，生活水准提高很多，使相邻的部落或酋邦艳羡不已。为了获得这种指导农业的秘密，投靠、归顺、服从于那个掌握了秘密的部落或酋邦，以使自己的生产和生活得到改善，因而也就成为那个掌握测日观象的集团的治下臣民。最早的权力循着这样的路线形成，大约是有可能的。后代史籍中残留的一些片段记载，似乎能够证明这样的推论。
二、观象授时原为核心权力及其渐次淡出的史证

    我们推测最早的公共权力可能与观象、制历、授时有关，而在典籍中则有尧、舜、禹把历法作为禅位时的嘱托，显见此为核心权力。

    《论语·尧曰》：“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舜亦以命禹。”前人解此节多不允惬。因为原文“历数”之“历”，在繁体字是“历法”之“历”，今简体字已无法区分。把“历法”之“历”解释为历法以外的意义，无论如何也不符合《论语》文本的原义。故如何晏《论语集解》谓“历数，谓列次也”[9]；朱熹《论语集注》谓“历数，帝王相继之次第，犹岁时气节之先后也”[10]都不得要领。只有刘宝楠《论语正义》所解最为允当：“历象、历数，其意并同。……历数，是岁日月星辰运行之法。……《中论·历数篇》：‘昔者圣王之造历数也，察纪律之行，观运机之动，原星辰之迭中，寤晷景之长短；于是营仪以准之，立表以测之，下漏以考之，布算以追之；然后元首齐乎上，中朔正乎下，寒暑顺序，四时不忒。夫历数者，先王以宪杀生之萌，而诏作事之节也，使万国不失其业者也。’此历数之意也。《史记·历书》言黄帝考定星历，建立五行，起消息，正闰馀，于是有天地神祗物类之官。又言尧复遂重黎之后，立羲和之官，明时正度。年耆禅舜，申戒文祖云：‘天之历数在尔躬。’舜亦以命禹。由是观之，王者所重也。据《史记》之文，则咨舜云云，乃尧禅位语。舜不陟帝位，故当尧之世，但摄政也。王者，天之子，当法天而行，故尧以天之历数责之于舜。”[11]当然刘宝楠还不能理解“历数”对于上古政权的重要性，但他正确地指出了“历数”就是天文历法，又引《史记·历书》的记载，说明是尧舜禅位时的嘱托之言。顺便提一下，《汉书·律历志》也用了《论语》中的这一段记述，与《史记》文意略同。

    或者以为《论语》的记述不见于《尚书》，未必可信。然而《尚书》中确有相关记载，可以印证。此段文字《今文尚书》属《尧典》，《古文尚书》属《舜典》，记载尧舜禅让，舜接位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在璿玑玉衡，以齐七政”。孔安国传云：“在，察也。璿，美玉。玑衡，王者正天文之器，可运转者。”孔颖达疏云：“玑衡者，玑为转运，衡为横箫。运玑使动于下，以衡望之，是王者正天文之器。汉世以来，谓之浑天仪者也。马融云：浑天仪可旋转，故曰玑衡。其横箫所以视星宿也。以璿为玑，以玉为衡，盖贵天象也。”[12]汉唐学者都认为璿玑玉衡是观测天象的，类似于汉代以降的浑天仪。舜受禅之后，首先查看璿玑玉衡，不是对观象授时最为重视吗?如果天文历法在当时的权力运作中没有占据核心的位置，何以接任后的首要事务就与天文历法有关呢?难道这一记载与《论语》中的“天之历数在尔躬”是巧合吗?联系二者，则不难得到一个印象，正在形成时期的公共权力，应该与观象授时有密切的关系。

    公共权力形成以后，神秘的观象授时逐渐为人所知，作为国家发生时期的一个特殊的触媒，从权力中枢渐次淡出，只是在国家机器里还保留有此职能。

    在西周初，箕子为武王陈说“洪范九畴”，天文历法仍在其中。《尚书·洪范》：“次四曰协用五纪，……一曰岁，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历数。”[13]箕子是商王纣的诸父，封于箕，乃殷商高级贵族，他所陈说的是商代晚期治国的大经大法，其时对于天文历法还是有相当程度的重视，但已和唐虞之时不能同日而语。

    《左传·桓公十七年》：“天子有日官，诸侯有日御。日官居卿以底日，礼也。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于朝。”杜预注：“日官，天子掌历者，不在六卿之数而位从卿，故言居卿也。”孔颖达疏：“《周礼》太史掌正岁年以序事，颁告朔于邦国。然则天子掌历官者，谓太史也。太史，下大夫，非卿，故不在六卿之数。《传》言居卿，则是尊之若卿。故知非卿而位从卿，故言居卿也。”[14]在周代，执掌历法的官员地位并不高，只是下大夫，然而班次却在六卿之列，孔颖达解为“尊之若卿”。何以对此官职需特意尊崇呢?应该说与传统有关。

    这个传统，孔颖达在《尧典》的注释中谈到过：“《左传》称少昊氏以鸟名官，五鸠氏即周世卿官也。五鸠之外，别有凤鸟氏，历正也，班在五鸠之上。是上代以来，皆重历数，故知尧于卿官之外，别命羲和掌天地也。于时羲和似尊于诸卿。后世以来，稍益卑贱。”[15]这一点，应该说是卓识。对于传说时代的认识，有一“皆重历数”的看法，使我们在千载之后得以接其绪馀，窥见迷茫的国家起源时期的一线晨曦。

    孔颖达之说并非空谷足音，东晋学者虞喜《志林》有云：“古者主天官者皆上公。自周至汉，其职转卑，然朝会坐位犹居公上，尊天之道。”①由此看来，孔颖达应是学有传承。从《史记·历书》的历数为“王者所重”，到东晋虞喜说的“主天官者皆上公”，再到唐代孔颖达所云“上代以来，皆重历数”，汉、晋、唐不绝如缕，可见国家起源时期的某些信息还是有所存留，只不过甚为晦暗而已。

虞喜之说特别指出，历法从权力中枢下落的时代是从周代开始的。是否准确，还有待今后的发现和研究来证实。而在西汉时期，我们从司马迁的记述中可以得知，主天官的太史一职已经非常下贱，司马迁提到这个家庭背景，是以异常悲苦的口吻讲述的：“仆之先人非有剖符丹书之功，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也。”[16]如此境况，与权力中心距离有多远，亦是不问可知了。西汉以下，应是自郐以下而无讥焉。

 三、观象授时与巫术的密切关系

    张光直先生在研究中国文明起源的特殊机制方面，曾提出他自己的一个观点，用他自己的概述就是：“在《、神话与宗教仪式：通向中国古代政权的道路》一书中，我提出了一个关于中国古代运行机制的假设以解释其在文明中的表现形式。该假设可以被概括为非常简短的公式：文明所赖以产生的基础——财富，其本身是政权集中的产物，而政权的掌握又是通过财富的积累才得以实现的。中国古代社会这种循环机制的关键是高度发达的萨满教的垄断权，它能使统治者与上天的、祖先的智慧进行至关重要的沟通，统治者们以此为其政权的基础。事实上，古代文明的绝大多数标志与这种萨满教直接相关。”[17]而在他的《、神话与祭祀》(即《艺术、神话与宗教仪式：通向中国古代政权的道路》一书的大陆版译名)中，已指出：“萨满式的宇宙乃是巫术性的宇宙，而所谓自然的和超自然的这种现象乃是巫术式变形的结果，而不是像在犹太基督教传统中的自虚无而生的‘创造’。”[18]巫术在中国古代社会的重要性，巫术对于国家产生的作用，在此都给予了最充分的估价。

    我们注意到，张光直先生研究中国上古时期巫术所依据的最重要的文献，在汉唐时代的学者看来，正是关于观象制历的记载。不同的认识，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