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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象授时与中国文明起源(3)

2013-08-08 01:08
导读:明观象制历与巫术纠结在一起,二者在当时其实是一回事。 文献即《国语·楚语下》所载观射父对楚昭王语,节引如次:“古者民神不杂。民之精爽不携贰
明观象制历与巫术纠结在一起,二者在当时其实是一回事。

    文献即《国语·楚语下》所载观射父对楚昭王语,节引如次:“古者民神不杂。民之精爽不携贰者,而又能齐肃衷正,其智能上下比义,其圣能光远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聪能听彻之,如是则明神降之,在男曰觋,在女曰巫。……及少昊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为巫史,无有要质。民匮于祀,而不知其福。烝享无度,民神同位。民渎齐盟,无有严威。神狎民则,不蠲其为。嘉生不降,无物以享。祸灾荐臻,莫尽其气。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19]

    关于此则材料,张光直先生说:“这则神话是有关古代中国巫觋最重要的材料,它为我们认识巫觋在古代中国中的核心地位提供了关键的启示。天,是全部有关人事的知识汇聚之处。……取得这种知识的途径是谋取政治权威。古代,任何人都可借助巫的帮助与天相通。白天地断绝之后,只有控制着沟通手段的人,才握有统治的知识,即权力。”[20]当今多者的看法都与张光直先生相近,如王子今先生说:“《国语·楚语下》载观射父对楚昭王语,说到早期巫的出现:(引文略)巫这种足堪沟通人神的品性,同时也是作为氏族领袖的基本素质。”[21]但都不如张光直先生的认识深切著明。没有把它看作古代中国运行机制的关键。

我们看古代学者的理解,自春秋时楚国的观射父始,就把“绝地天通”的重、黎与尧所任命的羲、和联系在一起。他在讲完“绝地天通”之后,紧接着说:“其后,三苗复九黎之德,尧复育重、黎之后,不忘旧者,使复典之。以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叙天地,而别其分主者也。”[22]此时尚未提到有关历法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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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史记·太史公自序》,张守节《正义》引述,见《史记》第3288页,中华书局,1959年。

 

    司马迁在《史记·历书》中则直接说明羲、和为重、黎的后代,并说观射父讲的“民神不杂”的有序社会状态是考定星历的结果,九黎乱德则使历数失序,所以民不堪命。文云:“神农以前尚矣。盖黄帝考定星历,建立五行,起消息,正闰馀,于是有天地神祗物类之官。是谓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乱也。民以是能有信,神以是能有明德。民神异业,敬而不渎,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灾祸不生,所求不匮。少昊氏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糅,不可放物,祸灾荐至,莫尽其气。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其后三苗服九黎之德,故二官咸废所职,而闰馀乖次,孟陬殄灭,摄提无纪,历数失序。尧复遂重黎之后,不忘旧者,使复典之,而立羲和之官。明时正度,则阴阳调,风雨节,茂气至,民无天疫。年耆禅舜,申戒文祖,云‘天之历数在尔躬’。舜亦以命禹。由是观之,王者所重也。”[23]在我们看到的讲巫术的材料里,太史公提炼出的是关于天官职守的存亡、历法的兴废,以及历法对于社会生活的重要作用。

    是后阐释尧“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都要讲到司天的重与司地的黎,把唐尧时期的观象授时与颛顼时期的“绝地天通”联系在一起。如《尧典》孔安国传:“重、黎之后羲氏、和氏世掌天地四时之官,故尧命之,使敬顺昊天。”孔颖达疏先引《国语·楚语》中观射父之言,然后说:“可知是羲、和为重、黎之后,世掌天地之官。”[24]

    古人重视这则神话与传说中的科学因素,强调其中的进步成分,很少提及“在男曰觋,在女曰巫”的蒙昧状态;今人则更关注传说产生的原生态,对那时萨满巫术的统治地位给予充分的认识。应该说,这本是一而二、二而一的问题,两个方面集中在同一个活动中,巫术中就有科学的因子,但也没有必要回避远古时期的迷信和宗教,而可以认为,恰是在巫术中孕育出了后代发达的天文历法。当然这也不是什么新鲜看法,只是以前缺乏考古材料的启迪,无法做出这样的推断。陶寺遗址发现的大型基址兼具观象授时与祭祀的功能,则是用考古材料证明了这一点。

    张光直先生研究文明起源,强调文明模式和动力的研究,古代中国沟通天人的萨满教巫术是他最为重视的内容,也是他解释古代中国运行机制的关键。本文指出观象授时是中国文明起源时期权力形成的可能途径,与张光直先生指出的由掌握沟通天人的知识以获得政治权威,经由上面的论证,似乎能够殊途而同归。可以说,本文的观点给张先生关于文明起源的理论增添了一些新内容,使得先生仅以宗教权威而形成公共权力的认识,有了关于世俗和实用的部分。从我们的特性来看,从时期的民族传统来看,华夏先民在上古时完全没有实用理性,也不容易理解。只有巫术中包含的科学成分能够切实解决国计民生的问题,巫术的权威才足以赢得信赖,才可以获得政治权威,亦即我们所说的公共权力。

公共权力形成,国家即出现,也代表文明时代的到来。我们现在已经充分地认识到文明不是在一个早上出现的,文明化的进程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但结合文献的记载,我们可以认为,陶寺的观象祭祀溃迹这一实物遗存可以标志国家的出现。 (科教作文网http://zw.ΝsΕac.cOM编辑)

参考文献:

[1]李学勤。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6.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l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135.

[3]何弩,严志斌,王晓毅.山西襄汾陶寺城址发现大型史前观 象祭祀与宫殿遗迹[N].中国文物报,2004-02-20.山西襄汾县陶寺城址发现陶寺文化大型建筑基址[J].考古,2004,(2)(后者仅报道关于冬至的模拟观测结果,没有报道关于大寒的模拟观测).

[4]徐殿魁。龙山文化陶寺类型初探[J].中原文物,1982,(2)。高炜,高天麟,张岱海.关于陶寺墓地的几个问题[J].考古,1983,(6);李民.尧舜时代与陶寺遗址[J].史前研究,1985.(4).田昌五。先夏文化探索[A].文物与考古论集[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

[5][8]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  中华书局,1981:553-554.543.

[6][16]汉书[H].北京:中华书局,1962:983.2732.

[7][9][12][13][14][15][24]十三经注疏[Z].北京:中华书局,1980:19-120.1843.2535.126.188-189.1759.120.119.120.

[10]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193.

[11]诸子集成[Z].论语正义[A].北京:中华书局,1954:411.

[17]张光直.古代中国考古学[M].沈阳:辽宁出版社,2002:445.

[18][20]张光直.、神话与祭祀[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29.1l0.

[19][22]国语[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559-563.

[21]王子今.权力的黑光——中国封建政治迷信批判[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27.

[23]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1256-1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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