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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古代希腊的农业与城邦社会经济特征的关系
众所周知，任何一个国家农业的发展都要受的制约和影响，古代雅典国家也不例外。无论古代文献记载，还是阿提卡半岛的实际，都证明了雅典国家不具备发展农业的有利条件。⑸整个希腊，山多地少，“大部分是贫瘠无用之地”⑹，“比较宜于畜牧而不宜于耕种”⑺，“国内水源不足，没有经常供水的河流、湖泊或大的泉井”⑻。至今，希腊仍“干旱少雨”⑼。这种状况造成了雅典国家乃至整个希腊世界粮食生产远远不能满足居民自我消费的需要。在雅典国家，据，公元前5世纪最好的年份粮食总产量不过45万麦斗，而当时雅典总人口约为33万人，年需粮食约为198万麦斗，粮食产量不及需求量的1／4，4／3的粮食需要从海外进口。⑽这是一个严峻的事实，它无可辩驳地告诉我们，农业在雅典国家的国民经济中处于一种非主流地位。试想，自产的粮食，连肚子都填不饱，吃一顿要饿三顿，这样的农业怎么能称得起是“城邦社会最根本的经济和基础”⑾?对于这个“最基本的食物问题”，希腊人非常清楚它的重要性：“食物是个很基本的问题，因为一个人如果不进食物，他就活不下去”⑿。一个国家，如果没有粮食，它就无法生存。“肚皮总需要填满”⒀，“无论什么都不及可憎的腹中饥饿更令人难以忍受”⒁。根据上文所论判断一个国家经济特征的标准，我们可以发现雅典国家的农业不但不能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第一物质力量，甚至连维持社会的生存都做不到。
正因为粮食紧缺，不能自给，所以早在公元前6世纪初，雅典国家就通过立法，禁止农产品出口，只有作为经济作物的橄榄油例外。为了生存的需要，雅典国家不仅禁止粮食出口，而且每年还要从黑海沿岸、埃及以及西西里等地大量进口粮食。进口粮食成为雅典国家维持生存的重要经济手段。与此同时，对粮食的和分配也成为城邦政治家非常棘手的问题。这种缺粮的现实也导致在希腊做粮食生意成为有利可图的事情⒂，于是粮食投机商应运而生。公元前387年(或386年)，雅典政治家、演说家吕西亚斯发表了著名的反粮食投机商的演说，成为古典文献中反映雅典国家粮食问题的典型⒃，深刻反映了希腊的粮食危机以及由此而引起的社会危机。不言而喻，这种粮食危机实际上就是所谓农业基础地位的危机。
通常情况下，农业在一个国家中的基础地位是必然的，在古代希腊，荷马时代是这样，古风时代也是这样，农业构成了希腊人生存和发展的主要物质条件。但我们也必须看到，在古风时代，希腊的农业已开始存在着深刻的危机。这从赫西俄德的著作中便可以发现，一个农民，单靠农业即使好好干，也不过是能够实现温饱，维持生存，如果稍一懈怠，就有忍饥挨饿之虞，以至于求借、乞讨，⒄，赫西俄德的作品反映了当时人们对饥饿和饥荒的恐惧，反映了当时农民的艰辛和不幸。他的《工作与时日》是唯一反映古风时代希腊农业与农民生活状况的作品。这部作品所描写的现实，虽然与社会分化、阶级压迫有关，但也不可否认，这是希腊农业的基础地位存在危机的反映，即农业很难承担起养活全部社会人口的重任，从而使人们的生存问题出现了危机。美者威尔·杜兰认为，古风时代，希腊的女人“较任何时期的生殖力为强”⒅。人口的急剧增加，必然加剧与农业资源的矛盾，这也是导致这一时期希腊人广泛进行海外殖民的重要原因。这种由农业引起的生存危机，迫使人们要“寻找充足的生活来源”⒆，必须不失时机地去经商。赫西俄德告诫他的弟弟：“不但要注意所有农活的时令，尤其要记住适宜航海的季节。小船只供玩赏，装载货物要用大船。在一帆风顺的情况下，装货越多获利越多。”⒇在土地贫瘠不利农业，同时又有航海之便的情况下，人们为生存，求发展，便不得不既务农，又经商，一身兼二任，农商互补，农商并重。这样一来，希腊的农民也就逐渐商人化了，农业也就逐渐商品化了。在古典时代，农业的商品化更为深刻，这不仅通过农产品的商品化和农民的商人化表现出来，更通过土地的商品化和劳动力的商品化(雇工剥削)表现出来，通过经营农业的目的、手段和结果等一系列环节表现出来。反映古典时代希腊农业状况的最重要的文献资料是色诺芬的《经济论》一书。色诺芬本人是一个富有经验的农场主，他的《经济论》是在非常熟悉城邦的农业和亲自实践的基础上写成的，最能反映当时的农业及农民的状况。该书最基本的观点是，农场管理亦即经营农业，一切目的是为了利润，是为了“保证每件已完成的工作都能增加利润”[21]，而为了实现利润，加强和完善管理，是最有效的手段。管理——效益(效率)——利润(赚钱)，是贯穿全书的一条主线。书中记述了一个受到人人敬佩、被称为高尚人士、非常富有的雅典市民伊斯霍玛霍斯，在乡下有多处农场，使用奴隶劳动，有丰富的管理经验，特别是从他父亲那里学会了一套很好的赚钱方法，即通过经营农业来赚大钱的方法，被苏格拉底称之为有一剂“发财的特效”[22]。具体做法是，专门购买“由于原主懈怠或无能而未耕耘未栽种的荒芜的土地”，这样只花很小的代价，然后利用奴隶劳动开垦出来，使之“变成肥沃的土地”，不仅能够收获很多粮食，而且还能在这片土地“能够得到好价钱的时候把它们卖出去”，从而“增加上百倍的价值”。然后，再买一块这样的荒地，再开垦成良田，再瞅准机会卖出去，再赚大钱。[23]从伊斯霍玛霍斯父子所经营的农场规模，经营农场的目的和手段，以及土地的允许自由买卖，雇佣劳动现象的存在等情况看，古典时代希腊的农业商品化已达到了较高的程度，使用奴隶劳动经营农业，成为赚钱的重要途径。
由上所述可知，在古典时代，希腊的农业，由于土地贫瘠人口增加等原因，所提供的谷物不足以维持城邦居民的最起码的生存需要，这就称不上是“城邦社会最根本的经济和政治基础”，也称不上是“社会的经济支柱”，也不是“城邦最重要的经济来源”[24]。另一方面，现有的农业又在很大程度上商品化了，纳入了商品经济的范畴，这就更不能成为论证农业特征的依据。
在古代希腊，农业的商品化还表现在另一方面，即大量经济作物葡萄和橄榄的种植。希腊的山区和丘陵，不适于谷物的生长，却适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