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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雅典国家，经济作物是农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梭伦改革时为划分等级而制定财产标准，将葡萄酒、橄榄油与谷物置于同等地位，只要达到规定标准，无论拥有谷物(“干的”)，还是拥有酒、油(“湿的”)，都可划入相应等级。值得指出的是，梭伦改革确定财产标准按照个人土地上“干的和湿的”收入计算，竟被农业特征论者作为论证城邦农业特征的依据，这显然是忽视了“湿的”农作物的商品经济性质。在梭伦及后来历届政府的经济外交政策中，鼓励油、酒出口都居于重要地位。并且随着海外粮食的进口，许多城邦改谷物种植为葡萄、橄榄栽培。这种现象，在庇西特拉图时代的雅典大为显著。据有的学者认为，到古典时代，雅典的农业便以经济作物为主了。[27]由上述可知，在古代希腊，由于种种原因，谷物的生产不能自给，自然经济意义上的农业难以成为城邦社会的经济支柱，更不是城邦社会最重要的经济来源。恰恰相反，商品经济意义上的农业不仅在希腊的农业中占有较大的比例，而且处于重要的地位，它与业一起，共同构成了城邦社会经济基础的主体部分，成为城邦社会重要的经济来源之一。我们如果不对古代希腊的农业作具体分析，就用它来论证城邦社会的农业特征，这是一种简单的片面性的做法，很容易出偏差。事实证明，古代希腊的农业，不足为论证城邦社会农业特征的依据。
笔者认为，希腊城邦社会最根本的经济和基础是工商业。在雅典国家，“绝大部分粮食必须靠进口解决，对于雅典公民来说，除了极少数可能通过外出殖民获得一定解决外，大多数公民只有依靠工商业以营利换取周围产粮区的粮食”[28]。这不仅是一个理论的和的判断问题，更重要的是符合实际。由于不利于农业而利于航海和经商，更由于靠农业不足以维持生存，所以城邦国家在立国之初就因地制宜，重视发展工商业。提修斯改革把手者作为法定的三大社会等级之一，直接有利于手工业的发展。梭伦改革时“看到四方经常有人为了生活安全纷纷跑到阿提卡来，以致这个城邦有人满之患；他又看到国内大部分是贫瘠无用之地，而航海经商者也决不会为那些没有东西交换的人输入货物；因此他就把公民们的注意力引向工艺”[29]，为此而采取一系列发展工商业的措施。我们考察梭伦改革的全部内容，便可以发现，发展工商业以补农业经济之不足是一个重点，并且作为一种国策长期得到了贯彻和执行。
正是由于工商业的发展这一内因，才使古代希腊进入古典时代后达到了它的全盛时期，取得了各个方面的辉煌成就。古典时代希腊奴隶制的高度发展，也是商品经济发展的直接产物。可以设想，如果只有传统意义上的农业，而没有工商业的推动，古希腊的历史是不会出现一个古典时代的(“古典”一词，拉丁文意为“典型的”)。由此也就证明，工商业的确是古代希腊城邦社会发展的第一物质推动力，希腊城邦社会的工商业特征是不容置疑的。美者威尔·杜兰在《希腊的生活》一书中指出：“阿提卡之土壤甚为贫瘠，几乎所有地区的地下石均接近地表面，使生活所需的极简单之农作亦甚困难，令人极为沮丧。仅有冒险陸行业及需要耐心培植之橄榄与葡萄，始成阿提卡之文明”，“在此不毛之地能出现甚多城镇，实令人惊异之事。”[30]“因为土地贫瘠，接近海岸以及港口众多，遂诱使阿提卡人民从事贸易；因为人民坚定勇敢，富于发明创造，遂使其赢得爱琴海的。通过这个商业帝国，雅典在伯里克利时期获得财富、权力并达到的最高峰。”[31]这一番话，是合乎古代希腊的历史实际的，也说明了古希腊文明是奠基于工商业文明之上而非奠基于农业文明之上。
笔者还曾想，只要“雅典是古典时代缺乏粮食的最典型例子”[32]是事实，或如上文所说雅典国家3／4的粮食需要进口，仅此一点就可以大致断定，雅典国家的工商业特征说是能够成立的。柏拉图曾在《理想国》中论述城邦起源问题时讲到了一个“进口”与“出口”的浅显道理。他说，城邦有了农夫、瓦匠、织工等从业人员之后，还需要有各类商人，即“还得有人到别的城邦去，进口所需要的东西。……但是有一点，如果我们派出去的人空手而去，不带去人家所需要的东西换人家所能给的东西，那么使者回来不也会两手空空吗?……那么他们就必须不仅为本城邦生产足够的东西，还得生产在质量、数量方面，能满足为他们提供东西的外邦人需要的东西。”[33]这也就是说，进口必须是以出口为前提的，没有可供出口的货物，就谈不上进口。雅典国家大量进口的是粮食，而出口的是什么呢?不言而喻，出口的只能是经济作物和手工业产品。由此也就可以断定，雅典国家经济成分的大约四分之三是属于商品经济性质的，商品经济是维持雅典国家生存和发展的主要物质基础，是雅典国家生存和发展的第一物质推动力。
三、几点商榷
初读农业特征论者的文章和著作，深为其立意新颖、气势恢弘所折服。其对传统观点的否定，横扫千年如卷席，颇有锐不可当之势。[34][35]但细读详察，又发现有许多问题值得，农业特征论似是而实非。
笔者认为，农业特征论者在评价希腊城邦社会的经济特征问题上陷入了一个误区，即只抓住了一些表层非本质的东西，而没有抓住事物深层本质的东西，而且对表层现象的理解也带有片面性。论证一个问题，前提必须正确，前提不正确，则结论必定错误。笔者之所以不赞成农业特征论，主要依据是其前提不正确。论从史出，“史”有问题，“论”也就很难保证不出偏差了。此处仅以黄洋同志的《古代希腊土地制度研究》一书[36]中的一段话为例作一分析。黄洋同志说：“我们所拥有的大量资料表明，希腊文明事实上不是一个商业文明，而是一个以农业为其主要社会与经济基础的古代文明。这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是古典希腊城邦的主要社会与政治力量即公民的主体是自由农民，而不是手工业者或商人。……证据的第二点是，同中国古代一样，在古代希腊人的思想中同样存在着重农轻商的观念。”[37]，这一段文字，可谓经典之论。此后，黄洋同志又在《古代希腊城邦社会的农业特征》一文[38]中作了扩展，但没有实质性的变化。笔者发现，这所谓的两大论据，实际上都有问题，都值得深入研究。
1．黄洋同志在《研究》和《特征》中，使用了相同的几组数据，用以论证雅典民的主体是农民。按黄洋同志的观点，只要雅典国家公民的主体是农民，即农民占了多数，雅典城邦社会就一定是农业特征了。对此，笔者有两点不同意见，陈述如下：
(1)我们依据黄洋同志提供的，可以得出与黄洋同志有很大不同的认识。
黄洋同志的材料之一：公元前411年，由五千人会议控制的雅典城邦试图建立重装步兵的政治，即有土地财产限制的民主政治(《研究》中无“土地”二字，《特征》中增加了“土地”二字，以《特征》为准)。根据这个限制，只有约9000人享有全部的公民权。黄洋同志的材料之二：公元前322年，寡头政治在雅典建立，根据土地财产限制失去公民权的人数达到22 000(普鲁塔克说12 000)，只有约9000人仍拥有全部公民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