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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古越族地区，无疑也是稻作文化的起源地。早在四、五十年代，华南农学院院长、著名农学家丁颖教授就提出中国稻作起源华南说（注：丁颖：《中国稻作之起源》，中山大学农学院《农艺专刊》1949年第7期。）。 据农学界的，华南地区从更新世晚期到现在，都有全国最丰富的野生稻分布（注：全国野生稻资源考察协作小组：《我国野生稻资源的调查与考察》，《中国农业科学》1984年第6期。）。 这些野生稻成为古越族先民在新旧石器时代交替时期从事采集的重要来源，进而发展为刀耕火种和锄耕的稻作文化。距今四千多年前的粤北曲江“石峡文化”遗址中下层，发现有大量石斧、石锛、石铲等农耕工具和稻谷遗存（注：广东省博物馆等：《广东曲江石峡墓地发掘简报》，《文物》1978年第7期。）， 表明在新石器时代晚期这里已进入较发达的锄耕稻作农业阶段。在广东佛山、博罗等地汉代遗址或墓葬中，出土不少“井田”式水田模型及耕牛模型，表明从新石器时代至秦汉时期，华南古越族地区的稻作文化，一直向先进的犁耕农业发展。
陶器的发明与发展，是农业的重要贡献，也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陶器适应了农作物熟食和农业民族的定居生活，从新石器时代开始，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不同类型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产生了不同类型的丰富多彩的陶器，如仰韶文化的彩陶，龙山文化的黑陶，而南方新石器时代晚期最具特色的是几何印纹陶，其兴盛时间约距今3500—2200年间，即商周至汉初，陶器上各种几何形图案花纹达五、六十种之多。经解放前后几十年的考古发掘与研究，大多者认为几何印纹陶与双肩石斧和有段石锛共存，分布范围自长江下游至东南沿海和华南地区，正与古越族及其先人的活动地区相吻合，可以说几何印纹陶正是古越族及其先人创造的文化。值得注意的是，几何印纹陶与原始釉陶和原始青瓷的发展，有一脉相承的关系，曾给中原地区华夏族的商周文化以有力的影响。关于几何印纹文化问题，引起我国历史、考古和民族学家的广泛兴趣，作了相当深入的探讨。其中江西省考古研究所所长、博物馆馆长彭适凡先生的《中国南方古代印纹陶》（《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堪称力作。书中集前人研究之大成，对南方几何印纹陶的起源、发展、分类、衰退、和工艺均作了深入的探讨。同时，他还把几何印纹陶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论证了南方古越族是几何印纹陶文化的主人。我们基本同意他的观点，无容赘述。
三、 发明了适应华南高温多雨地区生活的“干栏式”住房
居住形式与各民族生活的自然与经济条件有密切联系。我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多住便于迁徙的帐蓬，中原农业民族多住窑洞、半地穴或地面起建的平房，而南方古越族则住类似巢居式的“干栏式”房子，即竹木结构的二层楼房，下层饲养牛、猪等家畜，上层住人。这样可以防止南方气候的潮湿和避开各种凶恶的野兽虫蛇。正如《博物志》云：“南越巢居，北溯穴居，避寒暑也。”
原始的“干栏”房的遗迹或模型，在南方古代“百越”族分布地区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或在汉代墓葬中均有所发现。如距今七千年前的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发现有大面积长条形的木结构“干栏式”建筑遗址，这大概是目前所知的最早的“干栏”房。在江西清江营盘里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则发现有陶塑“干栏”房屋模型（注：江西省文管会：《江西清江营盘里遗址发掘报告》，《考古》1962年第4期。）。在广东高要茅岗距今四千多年前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也发现有“干栏”房遗迹（注：广东省博物馆：《广东高要县茅岗水上木构建筑遗址》，《文物》1983年第2期。）。在广州西村皇帝岗西汉墓中， 发现有“干栏式”陶屋模型（注：广州市文管会：《广州皇帝岗西汉木椁墓发掘简报》，《考古通讯》1957年第4期。）。 由上述可见南方古越族地区“干栏式”房屋发展的一斑。直至今天，我国南方黎、壮、傣族等古越族后裔和苗、瑶等兄弟民族，仍然居住传统的“干栏式”住房，可见其生命力所在。“干栏”房是后世楼房建筑的先驱，在建筑史上有重大影响，无疑这是南方古越族人民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又一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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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古越族善舟船，在开发海外史上有特殊的贡献。
南方古越族人民，生活中多和山水打交道。《越绝书》说“越人水行而山处，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越之常性也”。《淮南子·齐俗训》载：“胡人便于马，越人便于舟”。《汉书·严助传》又云：越人“善于水斗，便于用舟”。这是古文献中对古越人善于舟船的公认。考古发现，则从实物上证明了这一点。在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中曾出土六件木桨，与“干栏”房遗迹共存，表明它是古越族先人的遗物。在江苏武进淹城距今二千多年的战国遗址，先后发现独木舟四只，其中最大的全长11米、中间宽0.9米，两头小而尖， 船体呈梭形，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最早、最大、最完整的独木舟（注：谢春祝：《淹城连江发现战国时期的独木舟》，《文物》1959年第4期。）。 在福建连江则出土西汉时期的独木舟，其形制与淹城出土的战国独木舟相似（注：卢茂春：《福建连江发现西汉独木舟》，《文物》1979年第2 期。）。1956年广州西村皇帝岗西汉木椁墓中出土有木船模型。广州东郊东汉砖室墓中发现陶船模型（注：广州市文管会：《广州市东郊东汉砖室墓清理纪略》，《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6期。）。1976 年广东化州石宁村东汉遗址发现6艘东汉独木舟（注： 湛江地区博物馆：《广东化州县石宁村发现六艘东汉独木舟》，《文物》1997年第12期。）。此外，在广西贵县罗泊湾一号西汉墓中，发现两个铜鼓，鼓胸饰有几组羽人划船纹（注：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广西贵县罗泊湾一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8年第4期。）。船体狭长， 船底基本平直，船头尾曲翘，与上述各地出土的木、陶船有相似之处。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有一幅双身船纹，该船刻划成双首双尾，有6位羽人划桨。 双身船在《越绝书·卷三》中称为“方舟”，“方”字作“舫”。《尔雅·释言》称“舫，舟也。”晋人郭璞注说：“舫，并两船”。双身船有浮力大、行驶平稳、快速等优势，是南方古越族人重要交通工具，也可能是他们的航海工具。直至今天，在南太平洋地区还有与古越族相似的用桨或帆行使的双身船，从中也透露出历史上南方古越族与南洋群岛之间可能存在的经济文化交流。
关于我国南方古越族及其先民与南洋群岛人群间的关系，早已引起考古、民族和人类学家的注意。林惠祥教授在深入研究古越族特有的有段石锛后指出：“有段石锛是出自亚洲大陆，然后流传至、菲律宾和玻里尼西亚。”（注：林惠祥：《中国东南区新石器文化特征之一：有段石锛》，《考古学报》1958年第3期。） 吾恩师梁钊韬教授对玻里尼西亚水神Tangaroa的历史来源作了研究，认为这个水神名字与广州方言“蛋家佬”读者颇为接近，是古代东南沿海的“但”人之后，属古越族的一支。他推论玻里尼西亚的水神“应指闽越沿海的越族蛋（但）人”，可能在西汉至南北朝期间迁移到南太平洋群岛，“他们航海的工具便是双身船。”（注：梁钊韬：《西瓯族源初探》，《学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