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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古越族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历史贡献(3)

2013-08-13 01:13 研究》1978年第1 期。）值得注意的是，在广州西汉南越王墓出土一个青铜提筒，器腹中部饰羽人船4只，每船羽人5个，船身修长呈弧形，首尾高翘。有羽人高立于船台上，左手持弓，右手执箭；有羽人左手持靴形钺，右手执首级；有羽人右手持短剑，左手执俘虏；还有坐在鼓形座上，左手执棒击鼓者；舟尾一人划桨。船上插有羽毛旌旗，船下饰以水鸟、海龟、海鱼（注：广州市文管会等：《西汉南越王墓》上册第50页，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再见下册彩页25。）。从人物活动及周围看来，纹饰的主题杀俘祭河（海）神图，或是海战胜利归来图。结合南越王墓还出土有经鉴定产自非洲的大象牙，属西亚地区的银盒和金泡花，出于红海地区的乳香。可见当时同海外交流的情况。秦汉之际的番禺（今广州），曾是南越国的首都，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基地。华南古越族发达的造船和航海技术，为海外和文化交流作出了特殊贡献。时至今日，来往于广州、深圳、珠海、香港、澳门之间的现代化双底的水翼船，可以视为上古越族双身船的发展，或者说是世界造船技术的“殊途同归”。

 

    　　　　五、南越国在中华发展史上应有其一定的历史地位

 

    在西汉初期的华南古越族地区，于秦始皇统一岭南后建立的南海、桂林、象郡的基础上，由河北镇（正）定人、秦龙川县令赵佗建立起来的臣服于汉中央王朝的南越国。自汉高祖四年（前203 年）至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南越国历五王九十三年， 统治华南地区近整个世纪。这是我国南方古越族在战国时期长江下游的越国灭亡后，在华南地区以南越族为主体建立的又一个古越族王国。

    由于历史条件的不同，南越国既不同于历史上声名显赫的春秋战国时期的越国，又有异于同时代在今福建地区由中央王朝分封的由越人为王的闽越王国。南越国是一个在南越族分布地区，以南越人为基础，由中原汉族人割据中央而又臣服中央建立起来的封建王国。它在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具有一定的特殊的历史作用和地位。

    首先，它沟通了中原汉族与华南越族、经济、文化的直接交流，促进了民族融合。如果说秦始皇统一岭南，只是以军事力量推开南越地区的大门，而赵佗建立的南越国则是在军事力量的基础上，辅之以政治、经济和文化力量，在南越族的中心地区，自上而下进行全面的改革，加速了汉越民族的融合。这有利于汉王朝的最后统一和中华民族的发展壮大。

    其次，南越王赵佗因地制宜，推行“和集百越”的民族政策，推动了民族团结和民族进步。这在中华民族发展史和民族政策上，具有重大意义。在秦统一岭南前后，中原汉人与岭南越人民族隔阂很深，秦军南下遭到越人的顽强抵抗，使秦军“伏尸流血几十万”，三年不敢“解甲驰弩”，越人逃入丛林与野兽相处，“莫肯为秦虏。”（注：《淮南子·人间训》。）可见军事征服只能占其地，而不能夺其志、得其心。赵佗身为秦龙川县令，深入越族地区，了解越人民情，了历史经验，称王后采取“和集百越”的民族融合和民族自治政策。他在依靠“中国人相辅”，实行郡县制的同时，大胆吸收越族首领参加王国统治。如任用有威望的南越领袖吕嘉为丞相，封吕嘉弟为将军，吕氏宗族中为长吏者七十余人。这样就使南越国中心区最主要的南越族稳定下来。另还“以财物赂遗闽越、西瓯、骆，役属焉。”（注：《史记·南越列传》。）以西瓯和骆越的首领友好相处。对远处的交趾（今越南北部）一带，只派官员去“典主”，近乎“自治”。这种分不同层次，区别对待的民族政策，是合乎实际和得民心的。更为难得的是赵佗带头“越化”，自称“蛮夷大长”，在会见汉高祖特使陆贾时，“尉他（佗）魋结箕倨见陆生”（注：《史记·郦生陆贾列传》。），即赵佗脱下汉服，穿着越人服饰，采用越人礼仪。同时，赵氏王朝还提倡汉越互相通婚，如第三代明王婴齐就娶越女为妻，生子建德。丞相吕嘉连相三王，其家族中“男尽尚王女，女尽嫁王子弟宗室”（注：《史记·南越列传》。）。王室中的汉越通婚，起了一个表率作用，带动了整个南越国的汉族与越族在血缘上的互相融合。这反映在考古上，广州至今未发现越人的专门墓地，所有的只是按地位区分的汉人和越人共葬的墓群，同一墓中的陪葬品，中原汉式与当地越式的器物兼而有之（注：见麦英豪、黎金《汉代的番禺——广州秦汉考古举要》，载《穗港汉墓出土文物》。）。1983年在广州发现的第二代南越王墓，出土文物以汉式器物为主，同时也有越式和少量楚式器物，是民族融合的象征。赵佗在南越国实行“和集百越”的政策，得到汉高祖刘邦的赞许：“会天下诛秦，南海尉它（佗）居南方长治之，甚有文理，中县人以故不耗减，粤人相攻击之俗益止，俱赖其力。”（注：《汉书·高帝纪》。）带来了民族团结和进步，富有历史意义。

    第三，南越国时期华南地区社会相对安定，生产力迅速发展。历史证明，民族融合的趋势是文化水平高的民族同化文化水平低的民族，这是主流，同时也不排除文化逆向吸收的，是支流。赵佗在位67年，占整个南越国历史的四分之三，是南越国稳定发展时期，中原汉民族的先进文化和生产技术得到广泛，促进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华南古越族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可以延续到春秋战国，到了秦汉以后青铜器和铁器才在生产和生活中广泛应用。广州西汉南越王墓出土500 多件青铜器（武器、工具、乐器和生活用具等），其中不少带有“蕃”、“蕃禺”等铭文，证明青铜器绝大部分是本地生产。出土铁器140多件， 其中工具有臿、锄、钁等，手工具有锤、锛、凿、铲、削、锉、镊、刮刀等，兵器有剑、矛、铁铤铜镞等，炊具有鼎、三脚架、挂练等。值得注意的是有一只高48、口径30.5、腹径47.5、足高22.5厘米的越式鼎（注：广州市文管会等：《西汉南越王墓》上册第50页，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再见下册彩页25。），为目前岭南仅见的最大的铸铁鼎，证明南越国时期冶铁业的发展。当时南越国的都城——番禺（今广州）已成为海外贸易的集散地，全国著名的都会。

    以上是华南古越族对中华民族文化历史贡献的简略回顾。汉武帝推行“削藩”政策，今福建的闽越、两广的南越王国，均在被削之列，中国走向空前的统一。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继春秋战国之后，国内各民族互相融合，中华民族发展壮大的又一高潮。与此同时，黄帝也逐渐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 （科教范文网 fw.nseac.com编辑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