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狐怪故事：文化偏见下的胡人形象(5)
2013-08-14 01:04
导读：。晓素与混之相善，先疏其状，令自料理。混之遍问里正，皆云：“不识有此人。”混之以为诈，已各依状明其妄以待辨。……有里正……闻金刚下有人语
。晓素与混之相善，先疏其状，令自料理。混之遍问里正，皆云：“不识有此人。”混之以为诈，已各依状明其妄以待辨。……有里正……闻金刚下有人语声……闻其祝云：“县令无状，杀我父兄，今我二弟诣台诉冤，使人将至，愿大神庇荫，令得理。”有顷，见孝子从隙中出，里正意非其人，前行寻之……有识者劝令求猎犬，猎犬至，见讼者，直前搏逐，径跳上屋，化为二狐而去[72]。
如果我们知道所谓狐很多都是对胡人的歧视性称呼的话，那么我们对这一段记载会有新的理解。它反映了胡人或者胡族血统的混血儿在当时那种惨痛的生存境遇，比起一般的百姓来，他们的人生安全更加得不到保障，对於他们受到的不公平待遇，各级官吏乃至普通大众往往视为理所当然，并以醜化的方式将这种不公平的待遇一笔抹杀。更多的故事则反映了大众在胡汉婚姻、恋爱问题上的习俗与观念，如《广异记》“王苞”条：
唐吴郡王苞者，少事道士叶静能，中罢为太学生。数岁在学，有妇人寓宿，苞与结欢，情好甚笃。静能在京，苞往省之，静能谓曰：“汝身何得有野狐气？”固答云无，能曰：“有也。”苞因言得妇始末，能曰：“正是此老野狐。”临别，书一符与苞，令含，诫之曰：“至舍可吐其口，当自来此，为汝遣之，无忧也。”苞还至舍，如静能言。妇人得符，变为老狐，衔符而走，至静能所拜谢。静能云：“放汝一生命，不宜更至於王家。”自此遂绝[73]。
类似记载甚多，透过那些神奇怪异的描述，它反映的是当时社会上对於异族通婚或者交往时所持的态度。经过数代血统上的混合，胡人之相貌特征可能不甚明显，习俗上也就早已同化，所以，是否是胡人，当事人并不是一望而知，而有待於好事者的告知。在本例中可以看到，当发现女方具有胡人血统时，那怕是两情相悦，情好甚笃，照样被要求离开男方，永不交往。同书“贺兰进明”条则反映了胡汉通婚後胡族女子的境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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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贺兰进明为御史，在京，其兄子庄在睢阳，为狐所媚。每到时节，狐新妇恒至京宅，通名起居，兼持贺遗及问讯。家人或有见者，状貌甚美。至五月五日，自进明已下至其仆隶，皆有续命物，家人以为不祥，多焚其物，狐悲泣云：“此并真物，奈何焚之！”其後所得，遂以充用。後家人有就狐求漆背金花镜者，狐入人家偷镜，挂项缘墙而行，为主人家击杀，自尔怪绝焉[74]。
同书“王璿”条
唐宋州刺史王璿，少时信貌甚美，为牝狐所媚。家人或有见者，风姿端丽，虽僮幼遇之者，必敛容致敬，自称新妇，祗对皆有理，由是人乐见之。每至端午及佳节，悉有续命物馈送，云：“新妇上某郎某娘续命。”众人笑之，然所得甚众。後璿职高，狐乃不至，盖其禄重，物不得为怪[75]。
这两条都表明了胡族血统的女子试图融入汉人家庭时那种尴尬、困窘的境遇。尽管她们“状貌甚美”、“风姿端丽”，且贤淑有礼，却依然不能得到男方家人的接纳。每年为博取男方家庭之好感，必送大量礼物。从男方家人“多焚其物”和“众人笑之”这种叙述中，我们可以体味到胡族新妇的屈辱；从她们“虽僮幼遇之，必敛容致敬”的小心翼翼中，可以看出其身份的卑微。最後，一个为了满足男方家人贪得无厌的索求而死於非命，一个则在男方官高位尊之後被迫离开。胡族女子在当时的地位实在是十分低下，下面的故事更能反映这一点。同书“李黁 ”条：
东平尉李黁初得官，自东京之任，夜投故城。店中有故人卖胡饼为业，其妻姓郑，有美色，李目而悦之，因宿其舍。留连数日，乃以十五千转索胡妇。既到东平，宠遇甚至。性婉约，多媚黠风流，女工之事，罔不心了，於音声特究其妙。在东平三岁，有子一人。其後，李充租纲入京，与郑同还，至故城……郑固称疾不起……久之，村人为掘深数丈，见牝狐死穴中，衣服脱卸如蜕，脚上著锦袜，李叹息良久，方埋之。归店，取猎犬噬其子，子略不惊怕，便将入都，寄亲人家养之。输纳毕，复还东京，婚於萧氏，萧氏常呼李为野狐婿……一日晚，李与萧携手与归本房狎戏，复言其事，忽闻堂前有人声……四娘因谓李曰：“人神道殊，贤夫人何至数相谩骂？且所生之子远寄人家，其人皆言狐生，不给衣食，岂不念乎！宜早为抚育，九泉流恨也。若夫人云云相侮，又小儿不收，必将为君之患。”言毕不见，萧遂不敢复说其事。唐天宝末，子年十馀，甚无恙[76]。
本文来自中国科教评价网 此条材料能够看出的问题就更多了。首先，胡族女子自己根本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其丈夫十五千就将其转卖。社会上对胡汉通婚显然持排拒态度，这种排拒，不仅针对女方，也针对男方，这从李每每被呼作“野狐婿”，贺兰庄、王璿被称之为“患狐媚”即可看出。胡汉通婚所生的孤儿更是遭受歧视，远寄人家，皆言狐生，不给衣食，能够活下来便是万幸了。
尽管有如此多的歧视性故事的流传，但无论如何，自唐朝以後，在志怪、传奇中“狐”（胡）的负面现象开始有所改变，从狐怪而变为狐精、狐仙等等，从某种意义上就是这种改变的显徵。如沈既济《任氏传》中的狐女郑氏就是一位纤丽多情、聪明勇敢、无比忠贞的贞女形象。张读《宣室志》“许贞” 条中的狐女也是一位颜色端丽、生有七子二女的良家女子。这一方面是因为胡人群体本身就一直存在着“不惜红罗裂，何论轻贱躯”的贞烈女子，更重要的原因是：在唐朝开放的文化氛围中，随着对异族文化的渐渐熟悉，再加上汉、胡之间文化、血统上的混融越来越广泛，入居中土的胡人本土化进程加快，汉胡之间的隔阂越来越小，因此反映在志怪、传奇中的文化偏见也就开始减少。自唐朝以後，狐怪故事开始脱离原来扭曲、嘲骂异族文化的原始功能，而沿着固有的轨道发展。但是，这类故事发生初期所奠定的基础，深刻影响了它後期的发展方向。
[1]此文为霍英东青年教师基金项目《西域文化影响下的中古小说》中的一部分。
[2] [德]汉斯-约尔格.乌特著，许昌菊译，《论狐狸的传说及其研究》，《民间文学论坛》第1期（北京，1991年3月），译自enzy klopädie des märchens band 5,“fuchsä”,göttingen 1987.
[3]较为重要的研究有山民，《狐狸信仰之谜》（北京：学苑出版社，1944）；李寿菊，《狐仙信仰与狐狸精故事》（台北：学生书局，1995）。日本方面的
有：内田道夫,，《妖狐》（集刊東洋学）卷6，1961年9月）、西岡晴彦，《狐妖考―唐代小説における狐》（《東京支那学報》卷14，1968年6月）、富永一登，《狐説話の展開――六朝志怪から唐代小説へ》（大阪大学 《学大国文》〔榎克朗教授退官記念論文集〕卷29，1986年3月）、堀誠，《狐変妲己考》（早稲田大学
教育学部，《学術研究》卷36，1987年12月）、堀誠，《狐変妲己考補》（早稲田大学教育学部，《学術研究》卷39，1990年12月）、今野春樹，《中国古代の狐について古代がら唐代まで》（《東洋史学論集》第1期，1993年1月）。
[4] 《尔雅诂林》下卷第2册（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页4454。
[5] 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页458。
[6] 见[晋]干宝撰，汪绍楹校注，《搜神记》（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页219-220。汪绍楹有校文曰：“本条文句前半几全同唐人《集异记》（《太平广记》四二二引，后半则掺取《稗海》本《搜神记》为之。必非本书，应移正……本事亦见《续齐谐记》。”
[7] 《太平御览》三二、《岁时广记》三六引作《续搜神记》，“狐”作“狸”，文句亦异。
[8] [唐]李冗、张读撰，张永钦、侯志明点校，《独异志·宣室志》合编本（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页134-135。狐化书生之例，钱钟书曾详加罗列，见《管锥编》第二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