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当代文论话语的基点在哪里(2)
2013-08-19 01:12
导读：说方式、操作方式等方面可能对当代文论话语重建更具有某种实质性意义。或许正是基于这一考虑，许多学者才感到了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的紧迫性与必要
说方式、操作方式等方面可能对当代文论话语重建更具有某种实质性意义。或许正是基于这一考虑，许多学者才感到了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的紧迫性与必要性。然而，笔者一方面对转换的可能性抱有怀疑，一方面对转换之后的古代文论所能具有的实践价值信心不足。换句话说，即使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最终成功了，那么在当代文论话语重建中，古代文论究竟能够扮演一种怎样的角色呢？它能成为当代文论话语之基石、之构架、之体系的“网上纽结”吗？
之所以产生这种疑问，主要是觉得我们目前无法化解这样一个悖论：一方面，我们想把古代文论中有价值的东西移植过来，但另一方面我们却缺少使之成活的适合土壤。在我看来，中国古代文论的存在基础主要有两个，其一是人与自然和谐关系之下所形成的总体氛围，其二是直觉观照和具象把握之下所造就的独特思维和言说方式。按照林语堂先生的观点，他认为“中国的冲动，发源于山水；西方艺术的冲动，发源女人。”6如果沿着这一论断继续思考，我们便会发现，正是在天人合一的思想、美在和谐的品格、田园牧歌的生活情调、徜徉山水的创作方式等合力之下，才催生了古代的画论、书论和文论。拿古代文艺理论中的重要范畴“意境”来看，它固然是对作品精神和意味的一种把握和评价，但更是对隐含于作品背后的一种人生态度的观照，对人与自然关系的一种含蓄的暗示和深刻的揭示。于是，尽管意境总是被情景交融、物我同一这种技术层面的话语所归纳，但那里面实际透露出来的却是一种朴素的人文精神和古典的文化意蕴。然而，随着现代化的来临和技术理性对人类生活的全面渗透，人与自然的关系已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文化结构中的古典意蕴也已荡然无存。如今，人们潜意识中存活的思想是人定胜天而不是天人合一，人们实际信奉的是冲突论而不是和谐论，而田园牧歌早已成了记忆中的往事，徜徉山水也早已成了生活与创作中的奢侈。虽然这并非一幅健全完美的图景，人们也早已开始了对现代文明负作用的谴责，进而渴望一种人与自然关系的新的和谐，但在短时期内我们看不到任何希望的曙光。而我们现在所谈论的古代文化实际上正是这样一种古典文化意蕴消失，古代文论语境撤离之后形容枯槁、魂不附体的东西。在当今时代，我们能否找到使其返老还童、魂兮归来的灵丹妙呢？恐怕不能。既然如此，让古代文论担当重建当代文论话语的重任，大概有点勉为其难。
（科教范文网 lw.AsEac.com编辑整理） 在谈到中国古代文论的特点，许多学者都有同感。比如刘若愚先生认为：古代批评家“习惯上用高度诗化的表达感性直觉的印象而不是理性概念，这种感性直觉的印象在本质上无法界定其含义。”7蒋孔阳先生认为，中国古代论著“缺乏明确的概念和具体的分析，而较多地看重个人体验的深微和文字的优美”，它们“音调抑扬、排比整齐、读来非常舒服。同时抽象的思维也都化为具体的形象，不仅给人以道理的分析，而且给人以美的享受。比较起西方
美学论著来，这既是它的优点，也是它的缺点。”8 由此看来，混沌感悟与具象把握，重直觉、重感性、重体验、重印象，思维上的模糊性与言说上的形象性等等，共同构成了古代文论的基本特征。那么，为什么古代文论会呈现出这样一种特征？我以为主要原因在于语言。从宽泛的意义上看，中国的表意文字本身便有求形象求模糊的趋向而不是像西方表音文字那样求求明晰，不过，如果比较一下以古代为基础的文言文和以现代汉语为基础的白话文，我们又会看到前者其实是对模糊性与形象性之汉语特征的固定和强化，而后者由于双音节词的增多，句子的拉长，句子成份的复杂化、语义信息的精确化等等，使其在表意功能上更接近于西方语言。自然，对于汉语之固有特征来说，它便不是巩固与捍卫，而是破坏和消解了。古代文论家以古代汉语思维、以文言文，在写作中又追求诗语言的简约与传神、韵味与格调，于是，无论是从“语言是思维的”的传统观点考虑还是从“不是我说话而是话说我”的现代西方观点理解，语言都造就了古文论家特殊的思维风格和言说风格，而由于这种风格的长期渗透和漫长积淀，古代文论终于形成了自身独特的思维方式和言说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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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这一点是想说明，五四废文言兴白话表面上是宣告了文言文的寿终正寝，实际上却也顺便抽去了古代文论得以“安身立命”的另一块重要基石，这就使得古代文论的思维方式与言说方式没有了着落。同时，由于已经定型的思维方式和言说方式客观上与现代汉语的思维习惯和言说习惯存在着较大的距离，这又使得古代文论无法有机地融入以现代汉语为基础的现代文论系统之中。而现代文论系统所追求的系统化、精确化和科学化事实上又本能地排斥着古代文论的固有特征，所有这些终于使古代文论如同孤魂野鬼，陷入一种前不见村后不着店的尴尬境地。有的学者在分析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尽管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却不幸终成绝响的原因时指出：“以中国古代诗话、词话为代表的那种依赖主观直觉的传统印象式批评方式显然已经不适合注重精密和系统的现代思维习惯。”9说的也正是这种尴尬处境。而假如不能使古代文论摆脱掉这种尴尬处境，恐怕很难能使它在当代有所作为。
由此看来，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工作显然存在着相当大的难度，而由于这个难度随着时间的推移只会增大不会减小，所以，对转换的可能性我本人持悲观态度。当然，我们也可以知难而进、孜孜以求，但问题是即使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大功告成了，转换过来的古代文论究竟有多大程度的适用性和可操作性呢？我们从事的是不是一种事倍功半、出力不讨好的工作呢？
从目前出台的转换计划和重建方案中，我并没有看到多少吉祥之兆。比如，有的学者认为：“既然失语症的实质是范畴和运思方式和文化根基的失落，那我们重建中术话语的工作也就要首先从发掘和整理中国传统话语入手，从现代的学术观点出发，对传统文论的重要概念和范畴进行清理，对传统文论的思维、言说方式进行重新审视，对其传统文论的范畴和言说方式的内在文化意蕴进行更深入的发掘。”10 从重要范畴的清理出发，以点带面，铺展开来，由外向里，深入下去，这种思路并非不可取，但问题是清理者所使用的概念工具、思维方式已在很大程度上西化、理性化与科学化了，我们现在既无法驱除掉思维领域的基本元素，又无法以古人的方式去感知和体验那些在古人看来是灵犀相通、意蕴丰厚的范畴，所以，我们的清理很可能依然是理性之刀下的“生硬切割”，我们所能获得的很可能只是适合于我们感悟力和知解力的片面占有。而“通过具体的对话和具体的批评实践使之回到言说中来，使其话语功能在言说中得到还原”，11 这种清理方法表面上可行程度似乎更大一些，但实际上仍摆脱不了如前所述的思维悖论。 （科教作文网http://zw.ΝsΕAc.com发布）
如果从话语重建的当代性层面思考，我们又会发现古代文论转换的理由并不充分，可供转换的东西在当今也并不具有多大的现实意义和实践价值。众所周知，构成古代文论精华所在的是对抒情进行品评的诗话和词话，我们现在所谓重要范畴的清理也主要指的是对散落于诗话和词话中的范畴清理。不能否认，这些范畴在古代的文学批评实践中是具有生机和活力的，而之所以具有生机和活力，关键在于范畴的使用以及由范畴为核心所构成的基本思维方式和言说方式与批评对象（诗词歌赋）是吻合一致的。然而，进入20世纪之后，中国文学的发展走向却是一个抒情文学淡出叙事文学勃兴的过程，古代文论中的重要范畴“意境”之所以不敌从西方舶来的范畴“典型”而最终失去了话语资格，在很大程度上也印证了这一事实。而在当今时代，由于诗性智慧的失落、情感深度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