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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当代史学家“调和说”驳议
在当代众多中国史学史著作中，可以看到第三种“《春秋》为史学著作”的观点：“《春秋》是孔子所作的我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这种观点将古文经学家与“古史辨”派的《春秋》性质说加以调停糅合，试图以此使得传统的“《春秋》为史学著作”说获得新生，因此可称为“调和说”。
调和说的提倡者多为古代史学史的研究者。李宗侗认为：“孔子因鲁史旧文而作《春秋》，信矣”，[9]（第17页）“真正有系统的古史，现存者当以《春秋》为首”。[9]（第16页）金毓黼说：“孔子之修《春秋》，实为整齐官府之旧典，以下之于庶人，并以所创之义法，开后世私家撰史之风。”[10]（第39页）白寿彝先生认为《春秋》系孔子所修，并说：“《春秋经》为后来的编年史作出了略具雏形的开端，还不能够建成编年史的体制。但它标志了私人著述的出现，这是中国史学史上的一件大事，是有利于此后著作进一步发展的。”[11]（第26页）另外如仓修良、王树民、宋衍申、瞿林东、陈其泰等人均持相同看法。
调和说的观点可归纳如下：首先，认为《春秋》为孔子所修，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将“调和说”视为对顾、钱等人观点的修正也未尝不可。其次，认为《春秋》是中国第一部历史学著作，而孔子则是中国的“史学之父”或“史学之祖”。有学者认为：正如希罗多德是希腊史学之父一样，孔子是中国史学之父；孔子的《春秋》，正如希罗多德的《历史》一样，是世界上最早的历史专著。[13]有学者则说：“当西方史学之父希罗多德写出他的《希波战争史》时，中国的史学之父孔子的《春秋》已经问世30多年了。”[14]还有学者主张：“我术界曾把司马迁誉为‘中国古代史学之父’，我认为孔子可称为中国古代史学之祖。”[15]实际上，凡此种种说法中无不充斥着误解，只可惜学者的理性每每为热情所蒙蔽，以致陷入为古人争讼的怪圈而习焉不察。再者，“调和论”者认为《春秋》的“微言大义”不仅存在，同时正是《春秋》之所以为史学著作的关键。有作者这样评论说：“孔子对于历史编年的革新，即赋予历史记录之中以褒贬的历史评判，使历史记录具备了崭新的姿态。《春秋》因此成为我国第一部历史学著作，而不再是历史记录，孔子因此而成为中国史学之父。”[16]实际上，论者之所以将《春秋》的微言大义解释为“史义”，乃是源于对近代西方史家关于史学著作应表现作者思想这一观点的误解，关于这点，我们留待下文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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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为什么说《春秋》不是历史学著作
1、作者的动机不在求真记实
历史学家从事历史创作的主观动机在于真实地记载历史，这是判定一部作品为历史学著作的第一项标准。正如有学者所说：“记录和保存历史史实，是史家最基本的也是最原始的动机之一。……史家从记存史事的动机出发来研究历史，对于史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可以说，史学的产生即由此始。”[17]史学著作当以记事为目的，这也是古今中外历史学家的一致看法，故太史公以“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为憾事，而以“述故事，整齐其世传”为撰史的立足点。[18]吕思勉说：“何谓史？史也者，记事者也。”[19]（第37页）讲的也是同样的道理。
西方史学的发展历程也给我们以同样的启示。西方早期的史学家们都将追求历史的真实性作为撰写历史学著作的第一要务。赫卡泰俄斯说：“米留都人赫卡泰俄斯谨此申言：只有我们认为是真实的东西，我才把它记载下来。关于希腊人的传说纷纭复杂、各异其趣，但据我看来都是荒唐可笑的。”修昔底德也说：“关于战争事件的叙述，我确定了一个原则：不要偶然听到一个故事就写下来，甚至也不单凭我自己的一般印象作为根据；我所描述的事件，不是我亲自看见的，就是我从那些亲自看见这些事情的人那里听到后，经过我仔细考核过了的。”波里阿比形象地说道：“真实对于历史，就像人的眼睛那样重要。人没有眼睛变成为终身残废，而历史缺乏真实，则成了无稽之谈。”事实上，正是因为求真的动机对于历史学家不可或缺，所以有学者将之作为西方历史观念起源的标志。[20]（第20页）
求真记实对历史学家著史而言既是目的也是原则，因而堪称判断一本论著是否为史学著作的试金石。蒋庆正确地指出：“孔子为何要作《春秋》，是理解《春秋》一书性质的关键。”[21]（第92页）孔子为什么作《春秋》？作者的目的也在于求真记实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一度以疑古者自居的胡适就曾指出：“《春秋》那部书，只可当作孔门正名主义的参考书看，却不可当作一部模范的史书看。后来的史家把《春秋》当作作史的模范，便大错了。为什么呢？因为历史的宗旨在于‘说真话，记实事’。《春秋》的宗旨，不在记实事，只在写个人心中对实事的评判。”[22]（第101—102页）徐复观先生也说：“可以断定孔子修《春秋》的动机、目的，不在今日所谓‘史学’，而是发挥古代良史，以史的代替神的审判的庄严使命。可以说，这是史学以上的使命，所以它是经而不是史。”[23]（第156页）这些论述都根据作者的动机，正确指出了《春秋》的政治学性质，结论足以服人。
人们之所以长期以来对孔子作《春秋》的动机与种种“《春秋》为史学著作”说之间的显著矛盾视而不见，当与误解并混淆孔子“直”的观念和“直书”思想有关。《论语·子路》记载说，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孔子通过玩弄概念的方式表达了他对春秋时期“臣弑其君，子弑其父”现实的批评，但他在这里所追求的“直”显然并非事实的真相，而只是论者心中“善”的观念。是的，孔子曾有诸如“多闻阙疑，慎言其余”之类的话，足见他确有注重客观事实的可贵思想；但由于《春秋》是孔子藉以表达政治理想的政治学著作而非历史学著作，所以贯穿其中的并不是这种求真思想，相反，作者进行“笔削”的正是《论语》中“父为子隐，子为父隐”那种的“直”的观念而已。这种意义上的“直”与历史学家对史学客观性的追求恰好相悖逆，遗憾的是以往很少有人注意到上述两种观念间的名实之辨。
2、《春秋》不符合史学著作的基本规范
首先，历史学家与历史事实不可分，历史事实是史学著作的必然构成部分，残缺不完或充斥不真实内容的作品不成其为历史学著作。吕西安·费弗尔曾将史实比喻为历史学构成中的一个原子。[24]（第11页）卡尔则称史实为“历史的中枢”，并在这个意义上指出：“历史学家和历史事实是相互需要的，没有事实的历史学家是无根之木，是没有用处的；没有历史学家的事实则是一潭死水，毫无意义。”[25]（第28页）由于孔子作《春秋》的目的不在求真记实，故而《春秋》的记载极为简略，抛开“三传”谈《春秋》非但“大义”难晓，即令史实也决不可知。关于这点，宋人朱熹就有浅显明白的说明：“左氏是史学，公、榖是经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