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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萃：亨，王假有庙；利见大人；亨，利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小过：亨，利贞；可小事，不可大事；飞鸟遗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 ”
“睽．初九：悔亡；丧马，勿逐自复；见恶人，无咎。”
“ ．初六：系于金怩，贞吉；有攸往，见凶； 孚嘀躅。”
“巽．九五：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终；先庚三日，后庚三日，吉。”
“遁．九三：系遁有疾，厉；畜臣妾，吉。”
如《易经》系一人所作，显然无必要在同一断语中重复多个“亨”、“吉”之类的词，故看来《易经》非一人一时所作。顾颉刚先生曾从卦爻辞中的故事推断《易经》著作年代当在西周初叶11，这仅是从可能性考虑，如再结合知识积累的考虑，由卜筮记录积累成《易经》规模需要相当长时间，故《易经》的形成年代极可能绵延于西周三百多年间，作者应是多位卜筮史官。
4. 编《易》
另一方面，由于有案可稽的最早《易经》应用史实是公元前672 年：“周史有以《周易》见陈侯者，陈侯使筮之，遇观之否曰：是谓‘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左传．庄公二十二年》）这说明在孔子(551-479 B.C.)之前的公元前672 年《易经》就已经成书或初具规模。这从历史的角度否定了孔子作《易》，可与前述从思想角度的否定相补充。
然而，《易经》的风格与《诗经》、《春秋》确有相似之处12，不比《尚书》古奥，如：
《易经》 《诗经》
或跃在渊（《乾》） 鱼潜在渊，……或潜于渊（《小雅．鹤呜》）
王用出征（《离》） 王于出征（《小雅．六月》）
受兹介福（《晋》） 报以介福（《小雅．信南山》；《小雅．甫田》）
系于苞桑（《否》） 集于苞桑（《唐风．鸨羽》）
君子于行（《明夷》） 君子于役（《王风．君子于役》）
《易经》 《春秋》
童蒙求我（《蒙》） 齐人救邢（《闵公．元年》）
高宗伐鬼方（《既济》） 晋侯伐卫（《文公．元年》）
震用伐鬼方（《未济》） 楚人伐吴（《定公．二年》）
利牝马之贞（《坤》） 考仲子之宫（《隐公．五年》）
公用亨于天子（《大有》）公会郑伯于垂（《桓公．元年》）
这从一个侧面表明《易经》与《诗经》和《春秋》的形成年代不会相差太远，有可能是孔子统一编定。
于是，从历史与逻辑相结合考虑，符合史实的《易经》成书经过的逻辑推断是：
《易经》是西周时期将卜筮卦象与有应验的卜辞结合起来的卜筮记录，作者为西周多位卜筮官员。西周末年，动荡，王权衰而诸侯兴，于是一些卜筮官员携《易》投奔诸侯。春秋时期，鲁国发达，必有《易经》传入，《易》在传抄过程中难免添加减漏，这应是后来形成多种《易经》抄本的根源。孔子早年可能倾力于《诗》、《书》、《礼》、《乐》而未注意《易经》（这从《论语》中多次提及《诗》、《书》、《礼》《乐》的内容可以看出），到晚年才“晚而喜《易》”，惊呼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论语．述而》），于是“读《易》韦编三绝”（《史记．孔子世家》）而编定《易经》（包括卦序和卦爻辞），传与门人，奠定今日通行本《易经》之基础──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孔子作书编册之艰辛可以想见，竹简之错漏脱落当属常事，故编《易》时可能发现个别中断或不连贯处，于是孔子自行补入──这应是有些爻辞与前后爻辞关系不大的原因，如乾卦“九一”、“九二”、“九四”、“九五”、“九六”各爻都讲“龙”，唯有“九三：君子终日乾乾”讲君子等。《易经》也只有通过孔子经手并以其所创之师授徒式体制代代相传，才得以发扬光大。
5. 关于《易经》思想和作者的结论
至此，得出《易经》草创于殷商、渐成于西周、编定于孔子的分析结论，《易经》思想总体上是西周时期掌握知识的中层卜筮官员对世界事物的认识。这一结论可以较圆满地解释《易经》的思想、形式、作者以及卦爻辞中记录的“高宗伐鬼方”、“晋侯以锡马蕃蔗”等故事，不致于产生逻辑矛盾和历史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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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易传》思想及其作者
通观《易传》（《十翼》），义理广博，构思宏大，尤以《大象》、《彖》、《系辞》最具独创性。《易传》各篇思想各异，这为以发展史为背景分析各篇思想、作者及作成顺序提供了条件。
比较《易经》与《易传》，发现《经》、《传》联系的关键是《大象》。如果没有《大象》将“卦象”发为“义理”、贯通“象”与“理”，则纯从经文引理之《小象》、《彖》、《文言》和越经大论之《系辞》、《说卦》皆似浮萍，故笔者非常赞同刘大钧先生《大象》作于《彖》之前的观点13并认为《大象》是《易传》中最早之作。
1. 《大象》
《大象》之思想是典型的思想，有只讲“君子”不讲“小人”的特点，如：
“君子以自强不息”（《乾》）
“君子以厚德载物”（《坤》）
“君子以容民畜众”（《师》）
“君子以辩上下、定民志”（《履》）
“君子以俭德避难、不可荣以禄”（《否》）
“君子以振民育德”（《蛊》）
“君子以教思无穷、容保民无疆”（《临》）
“君子以常德行，习教事”（《习坎》）
“君子以虚受人”（《咸》）
“君子以见善则迁，有过则改”（《益》）
“君子以恐惧修身”（《震》）
“君子以思不出其位”（《艮》）
与前述孔子思想相比，这些思想除“君子以恐惧修身”外都立论更高，有“青出于蓝而青于蓝”之感；孔子讲“君子坦荡荡”（《论语．述而》）和“君子不忧不惧”（《论语．颜渊》）， 这与“君子以恐惧修身”的思想也是相矛盾的，故《大象》不会是孔子所作。 仔细与《论语》中各种记载比较，发现与曾子的思想和语言风格极为相似，例如：
“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学而》）
“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学而》）
“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犯而不校。”（《泰伯》）
“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与？君子人也。”（《泰伯》）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已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泰伯》）
“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颜渊》）
“君子思不出其位。”（《宪问》）
“君子以恐惧修身”与“吾日三省吾身”、“君子以振民育德”和“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等思想都极为相似，“君子以思不出其位”和“君子思不出其位。 ”仅一字之差, 这决非偶然，应是曾子作《大象》之内证，这些思想也与《大学》“修齐治平”的主体精神一致，故《大象》作者极可能是曾子。
2. 《小象》
《大象》既出，仿之作《小象》当在情理之中。观析《小象》，发现“中”、“正”思想较浓，如：
“酒食贞吉”，以中正也。（《需》）
“讼，元吉”，以中正也。（《讼》）
“长子帅师”，以中行也。（《师》）
“显比”之“吉”，位正中也。（《比》）
“幽人贞吉”，中不自乱也。（《履》）
“以祉元吉”，中以行愿也。（《泰》）
“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同人》）
“呜谦贞吉”，中心得也。（《谦》）
“不终日，贞吉”，以中正也。（《豫》）
等等。这与《中庸》“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