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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笔者认为《系辞》中的“子曰”应看作是田何的多位先师之语,不一定全是所说。
5. 《说卦》
《说卦》思想与《系辞》极为相近,也是儒、道、阴阳思想并举:
“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曰阳;立地之道,曰柔曰刚;立人之道,曰仁曰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分阴分阳,迭用柔刚,故《易》六位而成章。”
这些思想与《系辞》同源──《系辞》已提出了“二仪→四象→八卦”的衍生模式和“兼三才而两之,故六”的三才六爻配合论,奠定象数爻位说基义,《说卦》进一步用“阴阳、柔刚、仁义”与“天地人”三“道”相配,加强了《系辞》中的象数理论。《说卦》形成时间与《系辞》相隔不会太远,若前述田何作《系辞》成立,则丁宽作《说卦》的可能性最大。
同上《汉书.儒林列传》往下有:“丁宽字子襄,梁人也。初梁项生从田何受《易》,时宽为项生从者,读《易》精敏,材过项生,遂事何。学成,何谢宽。宽东归,何谓门人曰:《易》以东矣。……作《易说》三万言,训故举大谊而已,今《小章句》是也。宽授同郡砀田王孙,王孙授施仇、孟喜、梁丘贺,由是易有施、孟、梁丘之学。……京房受《易》梁人焦延寿,延寿云尝从孟喜问《易》。……”现《说卦》内容正好符合“训故举大谊”,应该就是《小章句》。从田何因丁宽东归而说“《易》已东矣”,也证明丁宽必有创见。
当然,《序卦》也可说是“训故举大谊”而已,如此则丁宽可能作《序卦》,《说卦》反而应是田何之作,《系辞》则应归于田何之师子乘,但这样很难说明为何《系辞》未在战国时期留下思想痕迹和影响。故仍以上述推断为宜。
6. 《文言》
《文言》之思想,以属传统的“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为核心,同时也涉及“天地变化”、“阴疑于阳必战”等属道和阴阳的思想。《左传.襄公九年》中也有:“元,体之长也;亨,嘉之会也;利,义之和也;贞,事之干也。体仁足以长人,嘉德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与《文言》几乎完全一样。是《文言》抄袭《左传》还是《左传》引用《文言》?对此认识不同可导致不同假说:若《左传》引《文言》,则《文言》早出。由于《文言》主要是儒家思想,孟子又从不提《易》,故可能与《小象》一样同出于子思之手。合乎逻辑的推测是:子思作乾、坤两卦《文言》后看见了子弘所作之《彖》,自认为不及,故止笔。
若《文言》抄《左传》,则《文言》晚出。由于董仲舒《春秋繁露.基义篇》引“易曰:履霜坚冰,盖言逊也”与《文言》似,董氏之前经典中除《左传》外也未见有《文言》者,加上《汉书.艺文志》又著录有易传“《杨氏二篇》”,故《文言》作者极可能是公元前136年为《易》博士的杨何19,同时,考虑到《文言》中兼有儒、道、阴阳思想,故《文言》晚出可能性较大。
注意到汉文帝初年(约175 B.C.)所抄《帛书周易》20之《易传》部分中只有部分《系辞》和《说卦》,可以推测首次将《象》、《彖》、《系辞》、《说卦》、《文言》与《易经》集编在一起成为《周易》的人也极可能是《易》立于官学后的首任易博士杨何,故史迁才会说:“要言《易》者本于杨何之家”。
7. 《序卦》
《序卦》在刘安(179-122 B.C) 门人撰《淮南子》和《九家易》时已有──《淮南子.缪称训》中“《易》曰:剥之不可遂尽也,故受之以复”,蒙传铭认为是引《序卦》稍异之文;李鼎祚《周易集解》中也收集有《九家易》注《序卦》之文。但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中说“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独未提及《序卦》和《杂卦》,故《序卦》成稿当在刘安─司马迁时代。《序卦》通篇除“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盈天地之间唯万物,故受之以屯。”和“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表现出独特思想外,余皆卦序阐述,当出自象数派作者,最大可能是田王孙。
8. 《杂卦》
《杂卦》是唯一未见先秦诸经、诸子和汉初典籍征引的《易传》篇章,但扬雄(53 B.C. -18 A.D.)作《太玄》时已有《太玄错》与之相应,故《杂卦》必作于扬雄之前。从《杂卦》思想内容看,是“错综卦象”奠基之作,当属象数派传人所为。考虑到京房(77-37 B.C.)象数易学21水平已高于《杂卦》思想水平且《京氏易传》已存、焦延寿也有《易林》传世(尽管可疑),故《杂卦》应成于京、焦之前。由于《杂卦》中没有孟喜提出的“卦气说”,孟喜的四正卦、十二辟卦似也高于《杂卦》思想水平,故《杂卦》作者也可能是田王孙。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猜测《序卦》、《杂卦》是刘歆伪窜,这在时间上说不过去,连刘歆之父刘向(77 - 6 B.C.)也不可能。
9. 关于《易传》思想和作者的结论
至此,得出《易传》成书序为《象》、《彖》、《系辞》、《说卦》、《文言》、《序卦》、《杂卦》且曾子作《大象》、子思作《小象》、子弘作《彖》、田何作《系辞》、丁宽作《说卦》、杨何作《文言》、田王孙作《序卦》和 《杂卦》的倾向性分析结论。《易传》总体看来兼有儒、道、阴阳思想,成书时间从战国初起直至汉初。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易经》和《易传》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易经》是西周卜筮记录而成的占测事典,《易传》则是以《经》为基础的义理论著汇编。《易经》卦爻辞是周代各种活动的记录,应有单一确定的原义;卦象则因人为取义不同而释义千差万别,是意义伸缩性最大的符号。《易传》中,《大象》具有连接《易经》卦象和《易传》义理的功能,与《小象》一道体现着儒家思想和鲁;《彖》是儒、道首次融合的结晶,象征着楚文化与鲁文化的相互交流与渗透; 《系辞》和《说卦》都是儒、道和阴阳思想综合创造的成果,特别是《系辞》体现了《易传》的思维水平和主要思想(《易传》哲学的提法欠精确,由于《易传》各篇思想和作者各异,笔者认为宜称《系辞》哲学、《彖》哲学、《大象》精神等更妥切);《文言》、《序卦》和《杂卦》则是从不同侧面对《易传》和《易经》的补充。
《周易》思想具有复合性,纯粹说是卜筮之书或哲学专著都是不全面的,这部发端于殷周、总成于西汉、历多代士人学子编定并不断添注的奇书,思想之庞杂不足为怪,具有周秦时代知识全书性质。正因为《周易》兼容并包,所以它才既是儒家的“六经之首”,又是的“三玄之一”,进而有“易道广大”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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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见冯友兰:“《易传》的”,原载于《哲学研究》1960年7、8期; 见于黄 寿祺、张善文编《周易集(第三辑)》(以下简称《(三)》), 70-86页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
②见冯友兰:“《易经》的哲学思想”,原载于《文汇报》1961.3.7.; 见于《集 (三)》,87-92 页
③见张岱年:“论易大传的著作年代与哲学思想”,原载于《(第一辑)》 ,北京三联,1981;见于黄寿祺、张善文编《周易研究论文集(第一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