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2)
2013-09-08 01:05
导读：在作者看来，两税法的意义就是限制地方的财权，因为在安史之乱发生后，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大为削弱了（见第十二章）。同时，德宗还开始用兵藩镇，
在作者看来，两税法的意义就是限制地方的财权，因为在安史之乱发生后，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大为削弱了（见第十二章）。同时，德宗还开始用兵藩镇，打击对中央跋扈的控制着河北的原安史旧部，以及山南东道和淮西。当战事陷入胶着时，中央调动驻守于关中的泾原之师前往援助；不料这批奉调的军人在途经长安时，竟然因犒劳不如意而发动了兵变，史称“泾师之变”。中央不得不将前线的部队调回关中平定叛乱，从而“提前”结束了对跋扈藩镇的攻讨。原本在前线作战的朔方军统帅李怀光得知关中兵变、德宗被迫出逃的消息后，马上回师救驾。就是这位扈驾有功的李怀光，不久自己却又起而反叛。黄先生对这两起事件作了分析，特别是围绕神策军的成立及其作用，指出李怀光之变是中央直属部队神策军的统帅李晟排挤、打压地方部队的结果（见第十三章）。这些内容，仍然可以视作安史之乱的继续。
安史之乱以后的政治史，本书主要讨论了两个问题：顺宗在位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发生的所谓“永贞革新”（第十四章），以及宪宗之死（第十五章）。关于永贞革新的问题，主要针对学界一度流行的看法，如士庶之争、反藩镇反宦官等，进行了驳难。宪宗死于宫廷政变，而政变的主谋就是登上帝位的穆宗。
以上是我对本书的主要内容及其内在的把握，当然这种把握和认识未必准确，所作的归纳和也未必妥当。我认为黄先生的研究在许多问题上都有推进，比如将陈寅恪提出的“李武韦杨婚姻集团”修正为“李武政权”，就非常有道理，是可以信从的。再如对神策军的分析，指出“由于对朔方军等地方势力不够信任，需要另行组建中央直属的嫡系部队”（第418页），就揭示了神策军设置的政治本质。这不仅有助于理解李怀光之变，而且对我们认识唐后期的藩镇与中央的关系有重要意义。类似研究，可谓精义纷呈。由此，我们还可以发现黄先生研究政治史的一些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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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他十分重视对真相的抉发。比如，对玄武门之变的过程、对武则天在高宗与顾命大臣之争中的作用、对韦后及杨贵妃在当日政治中的地位、对马嵬之变的主谋、对李怀光之变原因，等等，都无一不是对真相的探寻。一些章节的题目更是直接点出了“真相”、“揭秘”、“真实面貌”、“本来面目”、“之迷”等。只有在弄清具体事件的真相的基础上，我们才可能进一步寻求事件之间的联系、因果和意义。
其次，他对政治史的分析，主要是从统治集团内部（或上层统治者）的矛盾斗争着手的。北齐内部的文武之争、唐初李世民与其父及其兄的斗争、高宗与顾命大臣之争，武则天控制政权后形成的“李武政权”、唐玄宗时期的内廷和外朝之争、安史之乱发生后玄宗与肃宗之争、安史之乱前夕西北和东北两个军事集团之争、李怀光之变中的中央部队与地方部队之争，等等。这也是传统政治史分析的主要方法。发现了这些矛盾斗争，我们才能更好解当时出现的种种政治现象。当然，作为后学者，我们应在此基础之上，进一步拓宽视野，因为这种内部斗争虽然是古代政治史的主要内容，但却未必是古代政治史发展最重要乃至惟一的线索。我们应当努力挖掘政治斗争与当时整个状况的有机联系，致力于从多种角度、在多个层面上发现更多的理解历史发展演变的线索，以期于能更深入地理解和认识政治史。
第三，由于黄先生在版本目录学和古籍校勘方面有很深的造诣，所以在对一些不同记载的辨析时，多能从版本流传方面校正记载的岐误。比如对《北齐书·恩倖传》“生民免夫被发左衽”一句中“免夫”应作“厄夫”的辨析（第49—50页）；再如利用版本、文献的学问对《辛公平上仙》所作的分析（第469—472页），都十分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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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通观全书，许多重要问题的讨论，都有明确的针对性，或者是针对旧史的记载和认识，或者是针对现代学者的研究成果，有些论述甚至主要是以驳难为中心来展开的。这在目前的学术界是较为少见的。这样的写法，能让读者更容易明白学术史的脉胳，但有时又容易让人只记住了驳难，而忽视了驳难之后的立论。
本书是在若干专题
的基础上撰成的。将原来属于单篇论文汇入一部有内在联系的著作中，有时也会出现一些问题。比如第一章“北齐政治斗争的真相”，作者认为北齐的政治斗争不是矛盾，而是文人与武人之争。作为单篇论文，这是很有新意的见解。但是，第二章又谈到了西魏、北周落后于东魏、北齐，随之又特别指出了落后一方消灭先进一方是历史上很正常的现象。我们知道，在文明者与野蛮者的对峙中，并非文明者必然要被野蛮者所消灭，因此，这仍然无法让我们理解为什么是北周灭了北齐而不是相反。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第一章和第二章之间就失去了桥梁；换言之，第一章在本书中就失去了意义。有的章节所议论的问题，与政治史虽有关，但却并不密切，似乎不必收入本书，比如第三章“府兵的兴衰”。陈寅恪分析府兵的分布（大多数折冲府设于关中），是为了说明“关中本位政策”；黄先生此处的辨析则是府兵制度本身。类似的情况还有第十二章“两税法的实施”，其中对许多细节的辨析都十分精彩，但多系税法本身。与此相关，全书重在于“点”的辨析，而发展线索则时断时续。照陈寅恪的理解，直到武天控制政权之前，始终是“关陇集团”在控制着政局。黄先生提出该集团在唐初已消失，则唐初的政治发展线索就变为：高祖时主要是高祖、太子与李世民的矛盾，高宗时主要是高宗与顾命大臣之间的矛盾，那么太宗时期的政治与前后这两个时期的政治如何衔接？从武则天控制政权到唐玄宗上台，是“李武政权”；玄宗、肃宗、代宗时期主要是内外朝的矛盾，而对随后的德宗、顺宗、宪宗、穆宗、敬宗，即从公元780—826年近半个世纪的政治史，黄先生只讨论了两税法、泾师之变、李怀光之变、永贞革新、宪宗之死这几个事件，但这几个事件之间似乎缺乏有机联系，还不能连成政治史发展的完整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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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史书中，有关政治史的记载最为丰富、集中而详瞻。这对研究者来说，既有利又有弊。利是收集史料较为容易，弊至少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政治史涉及当时政治参与者的利益和形象，相关记载最容易为人所篡改甚至伪造，所以辨析史料的可靠程度就比研究其它专题更为重要——黄先生对此非常重视，比如，李唐在建国过程中，李渊的作用超过了李世民，但在李世民通过政变夺得帝位后，在史书编纂中，有意识地抬高他自己在李唐建国中的作用。黄先生认为关于此事最可信据的记载是《大唐
起居注》（见第四章）。再如在代宗即位的问题上，他认为《肃宗实录》（《资治通鉴考异》引）不如《旧唐书》中的“张皇后传”、“代宗纪”可信（第365—366页）等。二是不好把握叙述的程度。史书的记载既然已经比较详明，那么我们在研究论著中就要注意尽量减少对过程的叙述。就本书而言，史料征引繁富，但大段大段乃至整页整页征引史料的情况较多，似嫌过于详细。比如出现“二圣”格局后武则天的政治举措，几乎全引史书（第179—180页）；再如在谈到范阳节度使的作用时，连续征引史料达两页之多（第302—304页）。因为本书毕竟不是教科书，不必事事详其过程，即使要对过程进行分析，也可边叙述边分析，只需注明这一叙述所依据的史料即可。
对一些具体问题，我对黄先生的分析仍有保留。比如“关陇集团”，黄先生认为它在隋初开始解体、唐初已消失，并对这一时期重要的政治人物用籍贯和文武合一这两项标准逐一进行了排查（参第二章第五、六节）。我认为这一分析方法欠妥当。首先，在古代政治史上，对政局的实际控制力，并不主要是由人数多少来决定的，而某个人物的政治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