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子修一《隋唐の国际秩序と东アジア》评介(2)
2013-09-11 01:34
导读：的册立与被册立关系成立的理由，有时就不可以仅仅求诸突厥内部事态；而且，与讨伐第三国相关的册立，也不能够看作君臣关系的强化；其四，与此相反
的册立与被册立关系成立的理由，有时就不可以仅仅求诸突厥内部事态；而且，与讨伐第三国相关的册立，也不能够看作君臣关系的强化；其四，与此相反，在隋与突厥的关系上，对突厥的册立则完全是由于突厥内部情况以及隋王朝的利用政策而实现的，因此受到册立的突厥可汗对隋王朝摆出明确的臣从姿态；其五，较之于唐代，隋代对突厥的册立关系，某种程度上更具备君臣关系之实，而且其约束力也更加直接。总之，作者意在强调，异首长之被册立，有时并非由于异民族方面的原因，而是出于唐王朝对外政策的需要。该篇论文对册封体制论的有效性及使用范围提出了质疑。
古代东亚国际，在中国方面看来，是由中华与蛮夷构成的世界，中国王朝常常试图通过授予周边蛮夷以印章和官爵号，以保证整然的秩序。换句话说，它们反映了古代中国帝国的国家结构。因而，在古代东亚，印章就同前面提到的官爵形式同样具有重要意义。本书附论中收入的第三篇和第四篇就是在这样一种认识的基础上进行的个案研究。附论二则讨论日本引入汉字与国际关系的关联问题，指出，日本人掌握汉字源自与内政密切相关的外交上的需要。
二
从“册封”、“羁縻”等概念来把握隋唐时代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秩序，在金子先生之前已经有西嶋定生、堀敏一两先生开创了日本战后史学的一个新潮流。古代东亚国际关系、国际秩序研究，在金子之前，也有过为数不多但比较有影响的专著，其中，渡边信一郎《天空の玉座 中国古代皇帝の朝政と仪礼》（柏书房，1996）一书论述的是以皇帝为中心形成的君臣间秩序也涉及到了国际秩序。渡边信一郎的观点深受西嶋定生的册封体制理论的影响，认为以皇帝为中心，由中国社会到国际社会的中华帝国的特性，是所谓“帝国家庭”。另外如作者在本书第四章、第九章中涉及到的，在考察中国王朝与周边诸国关系问题上值得参考的是突厥与隋唐的关系，关于这一点，作过正面论述的是石见清裕的《唐の北方问题と国际秩序》（汲古书院，1998）。石见先生也从宾礼、蕃望等与国际秩序有关的问题切入，很重视以突厥为主的异民族与唐的总体关系中的羁縻体制。另一论著是堀敏一的《中国と古代东アジア世界——中华的世界と诸民族——》（岩波书店，1993），在本书中堀敏一发展了西嶋定生的“东亚世界“论，指出东亚世界的原型是从秦汉时代中国王朝与游牧民族势力的对抗与交流中创生的。堀先生的另一部著作《东アジアのなかの古代日本》（研文出版，1998年），从中国史的角度，论述了《魏志·倭人传》时代至隋唐时代东亚世界中的日本与中国交涉的特性。
（转载自中国科教评价网http://www.nseac.com） 金子修一这本著述则从册封（册立）制度、被册封（册立）国的名分地位构成的国际秩序，探讨以中原王朝为中心的国际关系，特别是通过对地位观念的考察和研究，揭示内政与外交的互动关系，从而加深了对隋唐世界帝国性质的认识。
在本书中，金子主要针对西嶋定生的“册封体制”论，特别是“册封”之用语进行了再探讨；与堀敏一先生就“羁縻体制”论作过交流。金子在论文“中国眼中的渤海国”（本书附论1）中写道，“实质上羁縻体制见于六朝，与汉代以来的册封体制一起成为中国王朝统御异民族的重要政策”[2]。对此，堀敏一先生指出金子将羁縻与册封的顺序弄颠倒了，应该是羁縻在先而册封在后。作者在本书指出，毫无疑问，《汉书》《后汉书》中表示中国王朝与异民族间关系时主要使用的是“羁縻”。另外作者还通过网络检索手段了唐代以后中国正史外国传中两项用语的使用情况，结果，只在《新唐书》中发现两例，而且这两例的表述方式也是完全可以分解的，并非确定的术语；宋代几近于无，《册府元龟·外臣部》有“封册”而非“册封”；辽金也几乎看不到；元代也极少；五代时倒是有若干用例；直到明代，才
戏剧性地增加。也就是说，“册封”基本上是明清时代的用语。金子指出“必须注意，唐代以前，册封、册封体制并不是从大量史料中归纳得出的确定性用语”。“羁縻”广泛应用于汉代，“羁縻州似乎唐以后才出现，羁縻与羁縻州也不是同一概念”[3]。
日本的古代东亚史研究，一般是以日本、朝鲜、中国三国为中心展开的。由于“册封体制”“东亚世界”理论与学说自身存在着偏颇与不完善等问题，九十年代中期，“册封体制”论再次在日本与韩国引起讨论，在日本，越来越多的日本史和朝鲜史研究者加入到隋唐时代国际关系的讨论中来，对“册封体制”“东亚世界”论积极地提出意见，并探索新的研究途径和手段。如果稍加留意，则不难发现，“东亚世界”一词在最近几年日本的古代史研究著述中已经很少出现了。也有的研究，为了克服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关系的旧框框，转而强调地域的主体性，尝试开创所谓即使撇开了中国王朝，仍然有活力的、自立的东亚史研究。这些探索和尝试，从学术创新的角度看当然非常新鲜而有意义的；当然，也存在问题，例如如何客观地认识发生在当时的东亚地区的事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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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诸国以农耕民族、农耕为中心，自汉代以来始终与大陆中原保持着紧密的关系；与此相对，北亚及中亚，游牧民族极为活跃，其兴亡交替令人目不暇接。隋唐王朝对待这些民族采取的措施也迥异于对东亚诸国。羁縻州作为唐王朝统治异民族的方策——即堀敏一提出的“羁縻体制”，其普及程度要远远超过“册封体制”。如此，当着我们从中国王朝的角度，而不是从以日本、朝鲜和中国构成的东亚世界为中心来考察隋唐时代的国际关系的时候，就必须考虑到册封体制以外的因素。
作者强调研究东亚历史，特别是国际关系历史，要观照北亚和中亚诸国诸政权的动向，强调要拓宽视野，“论述东亚世界，必须同时把北亚、中亚诸国与中国的交涉也考虑进去”，“包括西南蛮”。事实上，本书中多处涉及突厥、契丹和奚等研究内容，甚至远到西域诸国，这些努力都表明作者的确把视野放的很宽，在以其研究实践印证陈寅恪先生在《外族盛衰之连环性及外患与内政之关系》中开创性地提出的内政与外交间的相互关系理论。这也是本书的闪光点之一。
本书多处从“名分”角度探讨异民族在中国王朝的地位，这就牵涉到一个“名”与“实”的问题。当时中国是存在着一个国际秩序的，尽管这个秩序中的“名”，与国际关系现实中中原王朝与册封（册立）对象国（包括与两者相关的第三者）之间力量消长的“实”之间是有差异的。但毕竟，“名”是在一定的“实”之下展开的，所以搞清“名”，对于进一步廓清和把握其“实”，无疑是有益的。以唐王朝授予渤海的“郡王”号和“国王”号为例，纵观唐与渤海两百年关系史，对渤海的册封，仅止于名分；但是，这些封号，在相当意义上可以体现被册封国在其认知系统和统治秩序中的位置，更重要的是，它有助于我们分析和认识唐与渤海周边的民族关系的错综复杂，和唐王朝在利用渤海搞力量均衡的良苦用心，挖掘出唐王朝的动机。在这个意义上说，册封，不仅是东亚国际秩序和国际关系外在的表现形式，也有其内在的关联性。金子修一的著作，可以说在这方面有所建树。这也是它的贡献所在。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发布） 详尽的研究，也是本书的一个特色。书中给出统计表格十一通，从汉代公印规格表，到唐对异民族所封郡王号的一览表，穿插于全书之中，使读者一目了然，说服力强。较之西嶋定生和堀敏一等先生的理论色彩较强的著述，金子修一先生的本书更以实证性研究见称，以述之详，补论之略，充分发挥了其研究特长，使论证更加清晰、透彻。
本书独立成篇，个别讨论课题又较接近，所以在内容上有时难免重复。以下有两处细节愿与作者讨论。
第265页第八章，关于唐王朝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