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清史学界动态和研究述评(3)
2013-11-14 01:24
导读:价并无明显关系,货币、、设施等对于粮价长期变动的影响比气候冷暖周期变迁的影响还来得大。周玉英着眼福建,其《从文契看明清福建的商品化趋势和
价并无明显关系,货币、、设施等对于粮价长期变动的影响比气候冷暖周期变迁的影响还来得大。周玉英着眼福建,其《从文契看明清福建的商品化趋势和萌芽》(《中国经济史研究》第4期)、《从文契看明清福建土地典卖》(《中国史研究》第2期)分别对当地的农村经济和土地典卖进行了研究。庄国土《鸦片战争前福建外销茶叶生产和及对当地社会经济的影响》(《中国史研究》第3期)也是研究福建当地的经济现象及其影响的文章。徐浩《清代华北农民生活消费的考察》、《论清代华北农田水利的失修问题》(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第1、3期)、《清代华北农村人口和土地状况的考察》(《清史研究》第2期)、《清代华北农村封建剥削和农户工副业生产状况分析》(《社会科学战线》第4期)等文章对华北农村和农民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考察。周翔鹤《关于一田二主制的一个分析模式》(《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第4期)用产权学派的一个分枝理论模式解释了清初台湾一田二主制的产生。卞利《清代江西赣南地区的退契研究》(《中国史研究》第2期)、王社教《清代安徽生产的地区差异》(《中国农史》第4期)、阎富东《清代江汉平原普通农户收入状况分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第1期)等文章对分别江西、安徽、江汉平原等地的经济活动和经济现象进行了专题研究。
有关清代商人组织及其功能探索趋于深入。范金民的研究着眼于江南,其《清代江南会馆公所的功能性质》(《清史研究》第2期)、《清代徽州商帮的慈善设施──以江南为中心》(《中国史研究》第4期)对分别对清代江南会馆、公所的功能性质及徽州商帮在江南的慈善设施的设置、运作和进行了探讨;吴慧《会馆、公所、行会:清代商人组织演变述要》(《史研究》第3期)则对清代商人组织的演变进行了纵向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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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方面。张研《清代市镇管理初探》(《清史研究》第1期)一文,探讨了分属官方和民间的市镇和多重管理机构;张岩《对清代前中期人口发展的再认识》(《江汉论坛》第1期)通过对清代前、中期两个时期的人口、人口增长率的比较研究,认为明末清初的人口损益,不会导致清初人口在总量上的急速下降,清代前中期的人口增长率大体稳定在0.7%左右,乾隆朝人口激增的结论是不可信的;杜家骥《清中期以前的铸钱量问题──兼析所谓清代“钱荒”现象》(《史学集刊》第1期)一文,认为当时的“银贱钱贵”与白银的扩大使用、不断内流有关,政府不断铸钱以追求人为的银钱比价,造成铜钱大量增加,成为制钱贬值的原因之一;朱根《清代典当业的兴盛成因探析》(《淮阴师范学院学报》第3期)、晃中辰《清代前期高利贷猖獗及其影响》(《
山东大学学报》第4期)分别对清代的典当业和高利贷进行了分析。
社会史研究是清史研究中最显生机、蓬勃发展的一个领域。冯尔康开始清代社会史研究起步较早,成果众多。其《清人生活漫步》一书,共收集作者有关社会结构与社会问题方面的研究文章39篇,从多角度、多层面对有清一代的个人生活与社会的关系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细致的研究,涉及婚姻家庭、移民社会、名人生活、社会观念、政府指令与妇女行为方式关系等方面。
利用、文书结合其他官私进行实证研究是社会史研究中的新风尚,特别是在明清基层社会研究的实践中,尤为多见。郭松义近年来利用档案、方志等材料,对清代婚姻家庭制度进行了系统、全面、扎实的研究,《清代的寡妇转房》(《清史论丛》)是其中的一项成果。王跃生《清代中期童养媳的个案分析》(《清史研究》第3期)、《清代中期家庭规模分析》(《中国史研究》第4期)、《清代中期妇女再婚的个案分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第1期)也是三篇利用档案对清代中期童养媳、家庭规模、妇女再婚等问题进行较为深入、具体研究的文章。郭润涛《清代的“家人”》利用大量的官私文书和幕学书对清代的“家人”进行了细致的研究;阿风《试论明清的“接脚夫”》、(均载《明清论丛》)则主要利用契约文书等材料对过去没有什么研究的“接脚夫”进行了可贵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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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社会生活史的研究,何龄修《清初京师吸烟风等几个问题》(《清史论丛》)揭露了清初盛行北京的吸烟风、吃喝风、人市、联宗等发人深省的社会现象。赵世瑜《明清华北的社与火──关于地缘组织、仪式表演以及二者关系》(《中国史研究》第3期)是作者有关华北庙会研究的延伸,从明清以来社火仪式表演判断其存在的功能意义,揭示社在基层社会中的重要位置。陈春声《信仰空间与社区的演变──以樟林的神庙系统为例》(《清史研究》第2期)则对广东东部的一个村落的神庙系统进行了研究。刘大可《〈年初一〉所反映的闽西乡村社会》(《福建论坛》第1期)、徐晓望《从〈闽都别记〉看中国古代东南区域的同姓恋现象》(《寻根》第1期)则对福建地区独特的社会现象进行了具体研究。
此外,赵全鹏《清代老人的家庭赡养》(《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一卷,天津古籍出版社1999年8月版)通过对儿子、嗣子、女儿、节妇等不同的赡养方式进行分析,为中国即将进入老龄化社会提供了历史参考。杜景珍《浅谈清代民间秘密教门对信教农民的影响》(《中国农史》第4期)阐述了中国民间教门发展的鼎盛时期——清代的秘密教门对农民的影响。华林甫《清代以来三峡地区水旱灾害的初步研究》(《中国社会科学》第1期)、魏露苓《明清动植物谱录中的
生物学知识》(《文献》第2期)两文则体现了有关灾害史与科技史领域研究的新成果。
3.学术和
清代学术史的研究方兴未艾。陈祖武《清儒学术拾零》是作者研究清代学术史20年来的一个性文集。作者注意选取清代学术发展史上关键人物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研讨,重在梳理清代学术发展的脉络、从而揭示学术演进的趋势。由于作者在学术史方面长期浸润和潜心研究,能够将宏观把握与微观考证较好地结合起来,得出游刃有余的结论。如《双鹤瑞舞考》表现了作者考史证事的功力,结论言之成理,确乎可靠。《榕村语录发微》是作者在标点李光地《榕村语录》及《榕村续语录》的基础上作出的研究,认为李光地是康熙一朝大臣中最深通《易》学者,但他为了与康熙的学术好尚全然吻合,经过十余年苦心经营,在晚年完成了学术宗尚的根本改变,以恪守朱子学的面貌出现在朝野,这是一种以帝王好尚、得失为转移的学术投机,他从因“冒名道学”被逐出翰林院到以“才学俱优”荣登相位的演变,不仅典型地反映是清廷最高统治者的观,也折射出理学僵化、日暮途穷的深刻本质,这些结论均非泛泛而谈,是在潜心研究基础上的心得之言。书中类似之处,不一而足,晚清以前学术史的端倪已现,只是尚未连成一气,题名“拾零”概即为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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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小明《论清代游幕学人的撰著活动及其影响》(《北京大学学报》第5期)揭示了学人游幕的兴盛与清代学术发达之间的关系,并对游幕学人在清代大规模清理以往学术成果活动中的作用进行了探讨。作者相关的专著《学人游幕的兴盛与清代学术的发达》也已被收入中国社会科学博士论文文库出版。作者将清代重要学人的幕府,分为三个时期(顺康雍时期、乾嘉时期、道咸同光时期),分析了每个时期的特点与转承关系,并将它与整个清代历史和学术文化发展史联系起来,史界前辈周一良为之作序,认为此书“材料扎实丰富,分析明快入微”,“是一部非常成功的好书”,并对出身李鸿章幕府的两江总督周馥(周一良曾祖)的为人行事进行了考辨(《燕京学报》新七期)。
乾嘉学术的研究是学术史中的一个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