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现实：被遮蔽的中国人文理念(2)

                                            “穿越现实”与“超脱现实”的区别

如果说，的“介入现实”是以对国家、、的“忧患”为方法的话，那么这个“忧患”的内容是由儒家所给定的。比如“修、齐、治、平”，“修什么”、“怎么修”，这些儒家都有规定。所以用“人的文化创造”作为人文的界定的话，儒家“忧患”的人文精神，在我看来还缺少“个体创造”的努力。也因为缺少这种努力，儒家讲的“介入现实”一旦碰到困难，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就很容易选择放弃对现实和文化内容的关注。这就是所主张的“超脱现实”。“超脱现实”表面上好象是回避现实，但是由于中国文化精神是一种很现实化的精神，《易经》中的“六十四卦”构筑的是一个封闭的圆圈，所以“超脱现实”，是指超脱儒家所关心的政治文化现实，而沉浸在一个自己构筑的自然怡情现实中。“忘知”，“忘欲”，“忘利”，是对“超脱现实”的解释，并构成“体道”的悠然、淡泊的境界。这样一个境界与我所说的“穿越现实”的人文品格，有以下两点重要区别：

第一，“超脱现实”不要求个人思想创造的介入，也不要求直面现实政治文化，而“穿越现实”则强调这种介入和直面。一个人“知”和“思”都忘掉了，怎么谈思想和思想创造？所以老庄的境界接近于不思不想无忧无虑的动物状态，这种状态很像牛羊一样在草原上“逍遥”漫步。但这个状态对现实我认为没有批判性。因为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它是用不管政治文化来默许了现治文化的合理性的。所以“超脱现实”不会对现实产生任何影响。用放弃思想和思想创造的态度治学，除了会将学术化、文体化、文章文笔化、知识博学化以获得无思的智性快乐外，它还会造成感受上的类型化。所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是惬意，“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也是惬意，一直到贾平凹的《静虚村记》，还没有进村就醉倒在大树旁，同样是惬意。这就必然影响文学的独创性品格。反之，“穿越现实”的穿越动力，就来自于“思”和“思想”，而“思”和“思想”又来自于“穿越者”所直面的现实政治文化问题，并以这些问题构成对既有知识的挑战。所以在“求知”上，“穿越现实”主张一种“尊重现有知识又改造现有知识”的“知识生产”的态度。所以在“思想和学术”这个二元范畴中，“穿越现实”的提问方式是“什么思想与什么学术”。没有发现、发明和个人创造的学术和思想，其实价值都是有限的。而我们只有通过发现、发明和创造才能影响这个社会。

第二，“超脱现实”会因为缺少现实生命力和自我意识而流于孱弱，而“穿越现实”则体现为对欲望、生命力、现实自我的尊重。在20世纪的中国文化中，“超脱现实”的突出代表，我觉得沈从文《边城》中的翠翠可谓代表。这是一个非常清纯而孱弱的形象。“清纯”是因为脱离了世俗纷争和所谓的污秽人格，与湘西纯净的山水非常和谐；但“孱弱”又是因为她不具备与现实打交道所必须的生命力、自我实现的意志等现实内容所致；所以翠翠和傩送的爱情悲剧，除了社会或者封建势力的因素以外，我认为翠翠身上现实生命力和自我实现的意志的孱弱，也是重要的原因。也就是说，一个人太干净了，反而不一定健康和有力量了。所以依赖“超脱现实”的道家人文品格，要想面对和解决中国文化现代化中的各种问题，那是十分困难的。反之，阿城《棋王》中的王一生，虽然总体上属于道家文化的人生态度，“超脱”于时代政治生活，但是他的好吃则体现了对世俗生活的亲和，展现了一个普通人正常的欲望；而他对下棋的着迷以及最后参加棋赛的拼搏情景，则体现出一个青年人在不正常的时代顽强的自我实现的价值努力。这两点，无疑使他与道家“超脱现实”的恬淡、闲适境界有所区别，一定程度上显现出人的世俗性和现代意识。所以我以为王一生具有某种“穿越现实”的人文品格。

                                  “穿越现实”在中国中的范例

当然，要说中国传统文化中“穿越现实”的典型范例，我首先想提及的是苏轼。首先，在文艺理论上，苏轼从不反对“文以载道”，但儒、道、释的“道”又解释不了他的诗，体现出“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比如他的《琴诗》是这样写的：“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于君指上听？”这个关系就把我们文化性的“合一关系”转化成人和物的“分离、对等的关系”，而人和物的分离是个前提，这和儒家、道家讲人对天、礼、物的从属是不合拍的，但又没有人与物的冲突性，所以意蕴很别致，可称为“关系本体论”。这是中国文化思维难得的带有主客体意味的一种平等的张力存在，这个思想不在儒家、道家和禅宗哲学中。其次，在现实政治生活中，苏轼不对抗新党和旧党，但这两党都不太喜欢他。为什么？因为他有自己的政治看法。而且作为一个士大夫，他没有任何士大夫之气，可以和渔翁和小孩做朋友。参寥的《东坡先生挽词》是这样写苏轼的:“峨冠正笏立谈丛，凛凛群惊国士风。却戴葛巾从杖履，直将和气接儿童”。一般人被罢官了会很沮丧，但苏轼不然，流放海南依然豁达乐观。当官不为官所累，我认为这是一种非常可贵的健康人格。健康就是什么事物都尊重之，但都不为它所限。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苏轼的人和文是合一的，那就是独立的人才写出独特的文，但这个“独立”不是“对抗现实”的人文理念，他是尊重现实的一切又不限于它们，这就使得现实的一切观念在解释他的作品时都感到很尴尬，而那种解释不了的内容就是苏轼的独创性内容。所以我认为这是一种“穿越现实”的人文品格。

另外一个例子就是《红楼梦》。我认为贾宝玉是一个“亲和世俗又不限于世俗”的人。贾宝玉和《金瓶梅》中的西门庆有共同点，就是都喜欢女性，这可以被解释为一种世俗。但是西门庆沉溺于欲望，把女人作为性工具，把一切女性只作为“女人”，而贾宝玉喜欢的是女孩子，把女孩子作为自己的心灵依托，因为女孩子干净，这就又不太世俗。贾宝玉是一个在中国男人世界中很少的能尊重女性的人。大家看看其它的三大名著《水浒传》、《西游记》和《三国演义》，作品中的男性多半都是轻视女性的。《水浒传》里的女人要么是淫妇，要不然就是英雄，几乎没有正常的女人。尊重女性就会把对女性的欲望化为一种怜爱，所以贾宝玉对女性不构成伤害性。因为儒家强调不近女色，道家强调寡欲，贾宝玉是近女色而不侵犯女性，有欲望但不是色欲和占有，也不是“道术”的把玩和养身，而是“意淫”，这就很特别。他对功名不感兴趣，但是他不敢拒绝儒家的东西，也不敢对抗自己的父亲贾政。所以你说不清楚他是对抗儒家还是从属儒家的，对抗道家还是从属道家的。他从来没有现代人文意义上的要反抗封建体制的冲动，所以一个不近儒不近道的人最后出家，也是稀里糊涂的，没准哪一天还会胡里糊涂的跑回来。这样一个人物形象在中国文学史上是非常具有独特性的。但是他又是中国人，他和周围的现实不构成冲突，所以他是一个“怪物”。正是这个怪物体现了曹雪芹独特的审美理想。而且《红楼梦》把政治作为背景，没有写任何政治大事件。通篇主要都是写吃喝玩乐、儿女情长这些世俗化的内容。在20世纪80年代，这样的题材中国当代作家可能是不屑一顾的。但是《红楼梦》写儿女情长、家庭琐事，为什么写成世界名著了呢？我以为奥妙就在于：文学不在于你写什么，而在于你是否以自己独特的人物和理念“穿越”了你所写的东西。写改革，你不用自己对世界的独特理解穿越所写的内容，你写不好；写性，你不表达出对性与世界关系的独特领会，穿越不了性感受和性描写，你同样写不好。所以写“小叙事”还是“大叙事”，在文学价值上其实是构不成冲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