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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之战网(2)

2014-02-17 01:29 离日常生活的。然而，在波斯尼亚或贝尔法斯特或巴斯克乡间，并不是你装在音响里或在画廊里看到的那些东西：文化就是你为之而破坏的东西。总体文化与具体文化之间的冲突已在轴线上勾画出了，也就是西方与其它地方、因此在普遍主体和民间意义上的西方主流文化所面临的就是主义、区域主义、地方主义、社团主义、社群主义、家庭价值、宗教基要主义、种族团结、新时代主义等意义上的文化，文化的这些组合形式从其内部和外部对西方主流文化形成了包围。勿庸讳言，这便是地球的南北之战———部分原因在于有些敌人就存在于内部，另一部分原因则在于，伊斯兰自由主义与德克萨斯的基要主义相对抗，或者印第安主义与欧洲的种族主义相对抗。在任何情况下，任何东西都不会比的勇敢无敌的全球性世界更具有令人恐怖的兼并性特征，因为这一点能像那些最为狭隘的部族或南部浸礼会教友的乱伦式亲昵一样显示出封闭和趋同化特征。

　　尽管如此，地缘的轴线现在是相当明显的，或者说，在文化的另一些涵义之间有着分割开来的辩证关系，这一关系正在日益使这些涵义陷入困境。普世性越是空洞地徒有形式（在全球化的作用下它越是显出同质），文化防御能力就越是内向和病态。自由人文主义者越是虚伪地把威廉?布莱克捧为永恒人性的声音，他们就越是把他当作死去的白种男性抛弃在加州。因为每一个欧洲自由主义者都被当作一个新纳粹杀手；因为每一个飞来飞去的集团执行官（对于他来说任何人都可能是一个顾客）都是人，是一个当地的爱国者，为了他人类严格地存在于山脉的这一边。空泛的全球主义(globalism)所面临的是一种富有战斗精神的单一主义(particularism)就好像一种自由被撕下的但又不想补上的那些部分一样。

　　但是我们的文化之战实际上是呈三角形的，而非简单的两极。首先是高雅的或少数人的文化，或最好用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所谓之的"北约的高雅文化"来表达。这一形式的文化也就是欧盟的精神翼壁，因而必须通过军事行动来日益破坏自己的平静、和谐但索然无趣的对称，这些军事行动的成功仅在于暴露了他们试图支撑的那种精神普世主义的虚伪本质。既然西方仍继续将自己界定为在勇敢地正视横行霸道的大卫时受到冤屈的歌利亚，那么我们就有可能见到这种自我颠覆的更多例子，在这过程中，自由普世主义将自己的口号"任何不人道的东西对我都不是陌生的"（Nothing human is alien to me）重新定义为"甚至最浑浊的死水都能威胁我们的利益"（Even the most obscure backwater can threaten our profits.）然而，在这里，这一观点对西方并非十分乐观，因为我们正在经历的古典的民族之后这段时期的一个部分就是对诸多文化和政治形式的歪曲，或者说是各种新的跨国政治形式无法取得本质意义上的文化关联物的失败（无论如何到现在为止是如此）。迄今并没有多少人准备以藐视地呼喊"欧洲共同体万岁！"这一口号而投入这一战场。政治要想得到繁荣，就需要人们的文化或，但此时的矛盾是，文化成了不如政治那样抽象的东西，一件可以使我们靠它的身体、内脏和脉搏生活的东西，和我们的亲属联系在一起的东西，因而它总是潜在地针对那些必不可少的国家的普遍形式表现出曲解，更不用说跨国性了。确实，正是"民族国家"（nation-state）这一短语之间的连字符"-"为现代性的某个胜利的时刻确立了文化与政治之间、民众与政府之间、局部与普遍之间、亲属与城邦之间以及种族与公民之间的联系；文化这个概念为什么陷入困境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民族国家也陷入了困境。

　　民族国家在鼎盛时期曾经是连接个别与普遍以及情感的特殊性与形式的抽象性的一个极为有效的方式，因为它确实是现代性的另一个伟大的发明，一件品。我说是艺术品指的是通过我们所谓之的将其从平地上一下子修复成这个样子，对于美学来说这件艺术品是重要的，因为它描绘出整个一种具有革命意义的新的整体性，一种居于特殊与整体之间的新型关系，在这种关系中，整体的规则不过是其情感特殊性的表达而已。

　　这样，少数人所持的这种文化的意义便幸存了下来；但在当今世界，它却与文化的另两种版本发生了奇怪的矛盾冲突。其一，作为组合的特殊性的文化，或身份政治，作为旧有的"异国情调的"人类学意义现在得到了刷新，并开始大张旗鼓地繁殖，以便包括枪械文化、聋人文化、海滨文化、警察文化、同性恋文化、祖鲁文化、微软文化等：一个由各种情感的特殊性组成的大宇宙，这个宇宙与古典艺术品不同，它会把整个宇宙都否定。其二，当然也存在大众的、商业的或取向的文化，我设想，这后两种版本的文化合在一起便构成了为我们所知的后现代文化。人们可以十分容易地将这三者为精英、种族和。或者人们也可以将它们环绕成另一个轴，也即普世主义、地方主义和世界主义。

　　但是还是来看看它们之间的一些奇怪的互动关系吧。例如，西方的后现代市场文化越是向全球渗透（现在在北京有一个后现代研究中心），西方就越是需要为这种似乎过于傲慢的全球性运作找到某种精神上的合法性。但是市场的力量越是扩散，存在于西方内部的怀疑主义的、相对主义的、临时拼凑的和反基要主义的后现代文化就越是削弱了市场文化需要为其有序的框架而参照的稳固价值形式，因为西方为了其精神上的权威性需要求助于这些价值形式。换言之，人们不可能轻易地从这里提取尼采式的方式，因为它的目的正是要摈弃上层的权威（"上帝死了"），同时欢呼那种临时拼凑性。或者说，如果你去一个人文系科而非一个国家的话，倒是很容易向你推荐这种方式的。为一种罗蒂式的后辩护的新实用主义形式（"这正是我们西方白人自由主义资产阶级所需要的，采用它或丢掉它"）对于西方来说，既在意识形态上过于虚弱同时政治上又过于松散了，此时的西方不仅声称要称霸全球，而且在其它地方也面临着十分强大并有着文化合法性的牢固基础的敌人，例如伊斯兰教国家。但同时，西方资本主义本身也创造出了那种疲倦了的、怀疑主义的和后形而上学的周边，这也为这种十分华丽的魅力———西方的命运，理性的胜利，上帝的意志以及白种人的负担———提供了与众不同的空泛且令人难以置信的光环，这在当代可以绝妙地服务于资产阶级。

　　事实上，如果人们还需要另一种理性来拯救之危机的话，那还不如不回答这个问题：宗教的失败。当然我必须在此提醒我自己，美国的教堂比汉堡包连锁店还要多，最具有物质主义特征的民族也就是极为形而上的社会，美国的政客们仍然可按照惯例向上帝发出庄严的、感伤的和高尚的吁请，希望他给他们的伟大国家以特殊的关照。（在此，出于巧合的是文化的另一个带有理想的乌托邦或修辞学意义的问题：我们不能就这么轻易地丢掉它，但它有可能做的一切只是暴露理想与现实之间的那条使人难堪的鸿沟，这一事实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所做所为与其声称要做的事之间在表述行为方面的矛盾。）当然，并不是那些无神论左派将宗教贬低为一种意识形态形式，具有极大反讽意味的是资本主义自身，因为它那无情的世俗化和理性化不可避免地败坏了它需要用来使自己合法化的那些形而上的价值。

　　文化这个精美的、转瞬即逝和感觉不着的东西在19世纪被用来作为宗教的替身，这一功能使它置于十分强大的压力下因而它已开始背叛病理症状。宗教总是以自己与知识界（神职人员）和普通大众以及仪式和精神的密切结合，以及使个人经验的直接特征与最无限的问题的结合把事情做得更加完美。有了宗教，一种仪式或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