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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来，传统意义上的文化在当今便受到身份、文化和后现代的后意识形态怀疑主义的攻击，然而具有讽刺意义的却是，它也与这些反对者共谋，有时还帮助制造反对派。身份政治最坏———偏执狂，至上主义者和心地狭窄者———不过是一种有害的特殊性，它只是一种有害的普遍性的对立面。作为礼仪的文化提供了一种框架，在这之内，作为市场的文化才能稳固地进行运作。高雅文化和市场文化经常分享同样的保守价值，因为在市场力量支配下的很可能会像那些最受人尊敬的经典作品那样，小心谨慎，墨守成规和反对实验。在任何情况下，十分高雅的北约文化是远离北约的左翼的。荷马决不是一位自由人文主义者，莎士比亚曾为激进的平等主义美言过，巴尔扎克和福楼拜厌恶资产阶级，托尔斯泰拒绝私有财产，等等。这一政治观点并不是这些艺术作品说出来的，而是它们本身就含有这一意思。
作为普遍性的文化有着比后现代主义者可以想象得出的更为大胆的尝试。它在鼎盛时期是一种革命的和石破天惊的概念———你把这一不同反响的概念称为自由和尊重，自由，平等和自决，并不因为你是何人，或来自何方或做什么工作的，而仅因为你是一个人：普天下人类的一个成员。这里正是那种旧制度（ancien regime）才显示出具体主义，地方的和差异的，而抽象和普遍性则表现出激进，那些具有意识的后现代主义者对此似乎并不欣赏。马克思是启蒙的倡导者；但却是启蒙运动和浪漫主义杂交的奇怪产物，因为马克思主义也承认，假如一种真正的普遍性得到流行的话（我们无法和自由人文主义者一同假设它是给定的），那么它必须是在差异和特殊之内部并通过它们而建构出来（这一点马克思有时喻指为使用价值）。既然特殊性是马克思从黑格尔那里攫取来的，它就必须再回归那里，而此时则应在一个真正普遍的层次上实现之。这一点意味着，主义的普遍互惠原则必须得到确定，但得作为阶级社会帮助培育出的一种富有的个体化且情感特殊的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关系。任何比较狭隘的社群都必须首先考虑到地域或身体意义上的人，在哪里和是做什么的；如果它能成功地做到这一点，那也是因为任何一种地方的特殊性都是没有结论的，具有差异和相互交织的。严格说来，纯粹的地方是不存在的。人就是他们现在这个样子，因为他们的情感特殊性本质上是对外部世界开放的：为了完全地置身在一个体制内，或文化必须已经对一个不可知的彼岸开放了。
我们看到，当代文化的概念已剧烈膨胀到了如此地步，我们显然共同分享了它的脆弱的、困扰的、物质的、身体的以及客观的人类生活，这种生活已被所谓文化主义（culturalism）的蠢举毫不留情地席卷到一旁了。确实，文化并不是伴随我们生活的东西，但在某种意义上，却是我们为之而生活的东西。感情，关系，记忆，归属，情感完善，智力享受：这些均更为接近我们大多数人，并用以换来安排或政治契约。
但是自然将始终优越于文化，这是一个被人们称作死亡的现象，不管多么神经质地热衷于自我创造的社会都毫无保留地试图否定这一点。文化也总是可以十分接近舒适安逸。如果我们不将其置于一个启蒙的政治语境中的话，它的亲和性就有可能发展为病态和迷狂状态，因为这一语境能够以更为抽象的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也更为慷慨大度的从属关系来蕴育这些迫切需要的东西。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已经变得过于自负和厚颜无耻。我们在承认其重要性的同时，应该果断地把它送回它该去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