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马克思对粗俗文化的批判及其当代价值(2)
2014-03-27 01:04
导读：人性问题是的永恒话题，核心问题是如何理解人性。粗俗文化的哲学基础是将人性理解为人的不变的感性需求。在《化的批评和批评化的道德》一文中，马
人性问题是的永恒话题，核心问题是如何理解人性。粗俗文化的哲学基础是将人性理解为人的不变的感性需求。在《化的批评和批评化的道德》一文中，马克思批评卡尔•海因岑的人性理论，认为这一人性理论的“全部粗俗性格表现在：在它看出差别的地方就看不见统一，在它看见统一的地方就看不到差别”(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32页。)。海因岑认为，存在着不变的人性，它不以“阶级”或“钱包的大小”为转移。海因岑的这一人性理论具有悠久的传统，在不同时代的表现上的差别在于所谓“不变的人性”特指对象不同，有的将道德视为不变的人性，有的将个体的感性需求视为不变的人性。这样的人性论的进一步推论就是：个体的感性需求任何时候都具有至上的价值地位，在一切┟盾和冲突中，其它价值都要为个体的感性需求让位。
在“色”文化中，所谓理想、大义都成了虚幻而可疑的东西，因为它们都与个体的感性需求相冲突。以下是两位观众在看了《色•戒》后的不同感受，但是他们说明了一个问题，这就是《色•戒》在历史观和价值观上扮演了颠覆者的角色。有一位观众在看了电影《色•戒》后表达了自己的感受，“我强烈地感觉到，《色•戒》电影，最直接的让我得出三个结果：一、汉奸是帅呆酷毙、风光无限的正面英雄形象。《色•戒》中的汉奸头子易先生，是由香港当红帅哥，实力派影帝梁朝伟饰演，在影片中，他频频出入名车豪宅，权贵正派，严峻冷酷，帅气十足，正是21世纪当代中国的成功男士形象。而爱生和抗日力量却被表现的无能、无力、弱智、粗暴，是幼稚可笑的，是21世纪当代中国找不到工作被社会抛弃的低能儿形象。让年轻一辈误认为：数风流人物，非汉奸莫属，爱国和抗日，卑鄙可笑，特别是让女人去杀汉奸。二、汉奸是不可战胜的。《色•戒》中对汉奸头子易先生的谋杀，光安排美人计就有三次，头两次中途被汉奸易先生识破，不但美人被杀，还供出了很多爱国同志惨遭杀害，而第三次呢？虽然美人计没有被汉奸识破，却也由于爱国女子被汉奸的性技巧所吸引，并由吸引而对汉奸产生贪恋，所以就背叛了自己的
和同志，向汉奸告密，还是失败，还是爱国学生和抗日组织被彻底摧毁。古语云：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最终证明，汉奸是不可战胜的，爱国的下场是可悲可怜可耻的。三、背叛国家和民族，贪恋性爱和汉奸，是人性回归的典范，是英雄的女性解放的光辉形象。”(注:崔士忠：《不批<色•戒>，终将亡国！》，http://i.cn.yahoo.com/cui1223@yahoo.cn/blog/p_2/，2007-11-30．)而另一位观众为《色•戒》拍案叫绝，“易先生需要发泄自己的压抑，王佳芝也一样需要发泄。突如其来的赤裸相见，竟然让互相有了安全感，一个是因为内心的纯真，一个是因为动荡乱世感受到仅存的信任。日本会馆里，易默村自知和即将战败的日本兵一样如‘丧家之犬’了，而王佳芝一段宛然柔情的‘天涯歌女’道尽真情谊，不由自主的真情流露让有血有肉的他深刻强烈地体会她的感受，互相感动的眷恋让我泪如泉涌。易先生对她不在是凶残、暴戾、发泄，而是在这乱世为她挡风遮雨，这点王的父亲没给她，邝裕民没能给她，甚至那帮爱国学生唯一给她的就是幼稚的利用和背叛。假戏促成情真还是原本佳芝和易先生在乱世寻求着慰藉，都不重要了。最后那个美轮美奂的钻戒，让佳芝一刹间对易先生产生的强烈愧疚感，明明人家对自己交付了真心，自己却还是处心积虑地害他。易先生那句：‘我对钻石没兴趣，我喜欢看你戴着它的样子’使王佳芝终于无法承受这乱世唯一拥有的一丝温暖。而相信作为一个感情正常的女人，谁也无法利用爱人的信任来将他杀死。或许很多人会质疑王放走易却落得个集体被杀值不值得，其实爱，就是根本不问值不值得……”(注:木雕禅师：《联合背叛后的假戏情真》，http://yule.sohu.com/20071103/n253038914.shtml，2007-11-03．)这两位观众的感受说明《色•戒》所宣扬的抽象人性论所产生的影响并不是抽象的，它对社会共同价值的消解是实实在在的，它对观众的历史观、价值观、人生观的消极影响是实实在在。抽象的人性论和错误的历史观被所谓理智与情感的矛盾层层包裹起来，所有的情节都是为“色”而设计，影片“色”诱观众到电影院，并不是让观众理解所谓理智与情感的矛盾，而是在满足观众偷窥欲的同时心甘情愿地掏腰包，这样的伎俩同《废都》中的那些“作者删去”和小方格并无二致。以前的旧美学承认在利己主体的欲念和抽象天职的无私之间、感性的东西和理性的东西之间、诗歌和散文之间、有用的东西和完美的东西之间、个人的趣味和普遍的判断之间的一般性的对立，并认为这就是关于人的学说，“但是由于周围社会条件的不发达，‘人的本性’这一矛盾结构的现实的、历史上暂时的根源还一直停留在这门科学的视野之外。内心世界的各种矛盾，似乎是必然要摇摆于理想与现实生活之间的人的一种与生俱来的两重性所造成的。”(注:〔俄〕里夫希茨：《马克思论和社会理想》，吴元迈等译，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32页。)在旧美学那里，人性是永远解决不了的问题，因为永远解决不了，人性就被置于历史之外，仿佛是超历史的东西。然而，在马克思主义美学看来，并不存在超历史的人性，它之所以难以解决，是因为社会矛盾、尤其是人与人之间的矛盾还具有严重的对抗性质，资本统治更加剧了矛盾的对抗性质，这便是人性和历史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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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象人性论往往将人的某个或某些方面夸大为人的全部和本质，比如把人的感官需要说成是人的本质，以此为思想基础的文化观认为，文化就应当直接表现人的感官需要，因为感官需要是人的唯一真正的文化需求。马克思强调指出，如果把人的各种生命机能作为“纯自然的”机能孤立起来，就会夺走人的一切现实的和社会性的东西并把这些机能变为动物的机能，这在文化上的表现就是反的，“吃、喝、性行为等等，固然也是真正的人的机能，但是，如果使这些机能脱离了人的其它活动，并使它们成为最后的和唯一的终极目的，那么，在这种抽象中，它们就是动物的机能”(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94页。)。马克思认为，将人动物化实质上是对人的精神因素的怀疑并借这种怀疑来陶醉自己，“庸俗的怀疑论，这种怀疑论厚颜无耻地对待思想卑躬屈节地对待显而易见的一切，这种怀疑论只有当它谋害了实证事物的精神时才开始感觉到自己的智慧，而这一切都只是为了占有某种作为残渣的纯实证的事物，并在这种动物状态中自得其乐”(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101页。)。在有的人看来，只有动物性才是一种不可怀疑的东西，这一观点在现代文化特别是颓废主义文化中有最为露骨的表现，“颓废派是从放纵情欲开始的，这种放纵很快就变成了性欲崇拜：对性本能的迷恋。但是，对他们来说，这毕竟还是人性太多。后来性欲干脆就被对男性生殖器的赞美而继之又被对鸡奸的狂热歌颂所取代。而现在，年轻的、可怜的‘垮掉的一代’正在向我们推荐他们的那位英雄——他在妓院大肆宣淫和狂饮之后，浑身沾满粪污和呕吐痕迹正在那里蹲马桶呢！”(注:〔德〕汉斯•科赫：《马克思主义和美学》，佟景韩译，漓江出版社，1985年，第212页。)当代颓废主义文化的创造者们正以百倍的努力赶超他们的先辈，但是他们的命运同他们的先辈是一样的，这就是他们创造的文化可能红极一时、可能给他们带来丰厚的利润，而历史贴在这种文化身上的标识只会是“垃圾”这两个字，尽管这种文化曾经表现得“很文化”、“很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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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超越粗俗文化：马克思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在当代社会，粗俗文化常常以精致的形式呈现，所以它有欺骗性；粗俗文化常常打着大众化的招牌，所以它又具有伪群众性。如前所述，粗俗文化在历史中的作用充其量“不过是用它来作文化史的注脚而已”。不同民族、不同时代的文化发展史表明，粗俗文化的制造不可能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不可能起到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作用。但是，粗俗文化的泛滥又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同时我们要看到，粗俗文化与资本有着天然的内在联系，这就使超越粗俗文化成为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超越粗俗文化的可能性也常常遭到怀疑。当代西方消费文化和大众只是指认了粗俗文化的存在及其对社会的所谓颠覆作用，但是“它仍然站在秩序这一边，并在暗地里赞同形式（尽管不是内容）的合理性”(注:〔美〕丹尼尔•贝尔：《文化矛盾》，赵一凡等译，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1989年版，第99页。)。当代中国的文化建设绝不能重走的反叛主义、颓废主义之路。反叛主义、颓废主义之路是文化发展的不归路，它绝不是什么人性的回归。人性如果仅仅局限在“色”上，人性岂不就直接等同于动物性了？在当代社会，粗俗文化越是不断表现出它的顽固性，我们越是要看到马克思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必要性，应有最基本的文化自觉。否则，我们就只能听任粗俗文化的泛滥，除了唉声叹气、袖手旁观，便无事可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