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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民族区域文化和中华文明(2)

2014-05-04 01:08
导读:古代农耕,维系着中华文明的绵延不断。 2.东南百越稻作区域文化增强了中华文明的地域色彩 中国古代农耕文化的另一重要部分,就是东南百越稻作区域
古代农耕,维系着中华文明的绵延不断。


    2.东南百越稻作区域文化增强了中华文明的地域色彩
    中国古代农耕文化的另一重要部分,就是东南百越稻作区域文化。先泰时期的中原华夏,对其东南地区百越稻作文化已有认识,这种认识到汉唐时期又进一步深化。从距今六七千年的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遗址及其他稻作文化遗址的发现来看,东南沿海百越地区不仅是目前所知亚洲最古老的稻作文化策源地,是中华文明另一个区域文化所在,而且还应该区分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之间的百越稻作区域文化的地域差别。
    《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于会稽,以奉守禹之祀。”抛开疑谲又有争议的世系,反映给我们的确实是东南百越稻作区域文化与中原华夏农业区域文化的渊源关系。越侯传国三十余代,历殷商到周敬王时,允常拓土始大,称王,《春秋》贬称为子,号于越。周代的东南沿海于越稻作文化,已成为与中原华夏农业文化合为一体的区域文化了。于越既毗近中原华夏,成为中原华夏农业区域文化的一部,也与其他越人稻作文化有别。于越之南有东瓯和和闽越,岭南还有南越、西瓯、骆越等。《禹贡》所指岱舆、员峤等东南沿海岛屿,也应属于百越种姓创造的稻作区域文化。
    与中原华夏农业区域文化不同的是,稻作文化由长江下游东南沿海地区的百越所创造,并形成了显明的区域性特征。《逸周书·职方氏》说南方的长江流域,“其谷宜稻。”《史记·货殖列传》称,“楚越之地,饭稻羹鱼”。因为于越多葛稀,所以春秋时越王就“使越女织治葛布”。《越绝书》还记载“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等以及百越地区普遍存在的干栏式,这就构成了东南百越稻作区域文化基本的地域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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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国策·赵策》提到:“披发文身,错臂左衽,瓯越之民”。文身披发和跣行是百越在特定自然和下,与衣食住行一起形成的区域文化特征。《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始皇三十七年,秦始皇亲巡天下至会稽刻石立法:“夫为寄,杀之无罪”,反映古代百越不同于华夏的入赘婚俗流行之盛。这种被学家称作“不落夫家”的婚俗,带有原始氏族的残遗,不仅在《后汉书·循吏列传》仍有“骆越之民无嫁娶礼法,各因淫好,无适对匹”的记述,还以对偶婚的残存形式长期流行于古代稻作区域文化之中,而且直到近代仍在中国南方壮侗语族的百越后裔中,仍有或多或少的反映。
    东南百越稻作区域文化和中原华夏农业区域文化渊源密切、交融频繁。通过越王勾践于周元王三年(前473)“北渡淮,与齐、晋诸侯会于徐州,致贡周”,不难看出百越稻作文化向中原地区的。周显王三十五年(前334),楚威王伐越,尽取吴故地至浙江,越以此散。 泰王政二十三年(前224),王翦灭楚,在吴越旧地置会稽郡,加速东南百越稻作区域文化的封建礼仪化,已经奠定了中国古代农耕文化南北不同流脉,以及中华文明地域色彩的重要基石。
    秦汉封建中央王朝,一方面谪徙50万众戍岭南,一方面又在建元三年(前138),因“东瓯请举国徙中国,及悉举众来处江淮间”,进一步扩大中原华夏农业区域文化及其对百越稻作文化的交融和汲取。三国孙吴完成对当时分布在浙闽、皖苏之间山越的华夏礼仪化。东晋十六国,中原华夏农业文化随着汉人南迁,进一步扩展到长江流域以南,开启唐代中国农耕文化和中华文明在长江流域、特别是江南地区繁荣兴盛的先肇。沿袭并大量汲取东南百越稻作区域文化的长江流域农耕文化,与继承中原华夏礼仪传统、不断融合北方和西部游牧文化的黄河流域农耕文化,南北相映地推进和遥领着古代中华文化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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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山地民族游耕区域文化影响着中华文明的发展
    《左传》昭公十三年说:“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可以认为,这是春秋时长江中游山地民族游耕区域文化的一种写照。中国古代南方山地民族在艰辛恶劣的自然和地理环境下创造的随山所处、“食尽一山则他徙”的游耕文化,因其独特的传承和发展,难以留下比较清晰的文化遗址。不过,从传说时代起,南方山地民族游耕区域文化,就与中原华夏农业区域文化和东南百越稻作区域文化鼎足互存,共铸中国古代农耕文化,汇成悠久的中华文明长河。《国语·楚语下》:“少昊之衰也,九黎乱德……其后之苗复九黎之德”,反映南方山地民族游耕区域文化所经历的九黎和三苗两个传说时期的情况。
    以蚩尤为首领的九黎,以“食沙石子”、有着“铜头铁额”,反映了冶炼和火耕文化。他们游徙至中原与华夏始祖炎帝、黄帝争衡、交融,结果在中原华夏农业文化区域里,留下了顽强的黎民和“祠黄帝,祭蚩尤”传统。《史记·五帝本纪》记九黎之后三苗,在舜时于江淮荆州地区势力滋盛,却被迫返迁三危崇山,“以变南蛮”,继承了游耕文化。其时,也有大量游耕文化融合于中原华夏农业区域文化之中,成为江汉流域和巴楚沅湘之间巴文化和楚文化的一部分,形成了古代中华文明。
    春秋战国时的楚国以蛮人自居,发扬了游耕于荆楚山地的火耕传统,在江汉沅湘地区形成中原华夏农业区域文化的荆楚文化。荆楚文化接受和继承周室旧宗带到楚国的典籍,融合当时南蛮游耕文化顽强、艰忍的精神,影响并推动了楚国和鲁国、宋国,成为当时三个文化中心,推进了中华文明的发展。 (科教作文网http://zw.ΝsΕAc.com发布)
    秦汉时南蛮游耕区域文化,据《后汉书·南蛮传》记述,可按其分布地域、世系传承和文化特征,大致划分为三个主要集团:长江武陵蛮、巴郡南郡蛮和板蛮。魏晋南北时是南蛮游耕文化大量融入中原华夏农业区域文化,以及迅速封建礼仪化时期。《魏书·蛮传》记蛮“在江淮之间,依托险阻,部落滋曼,布于数州,东连寿春,西通上洛,北接汝颍,往往有焉”,《南齐书·蛮传》也说蛮“咸依山谷,布荆、湘、雍、郢、司五州界”,反映南蛮游耕文化不断游徙至平原地区,融合于中原华夏农业区域文化。同时,也有因晋室南迁,中原华夏文化传入南蛮游耕地区,推动南蛮游耕区域文化的一部分迅速封建礼仪化;另一部分则转入更为险恶的崇山峻岭中,困难而艰辛地继承着游耕区域文化。
《隋书·地理志》载:“长沙郡又东有夷蜒,名曰莫徭。自云:其先祖有功,常免徭役,故是为名。”这是一支承接《梁书·张缵传》始载的“湘州界零陵、衡阳等郡有莫徭者,依山险而居,历政不宾服”的山地徭民。世传至今的瑶族《评皇券牌》(即《过山榜》)提到,瑶族根骨,即龙犬出身,始祖是盘王,与《后汉书·南蛮传》所述长沙武陵蛮世系可以印合。他们世代刀耕火种,这就反映南蛮游耕区域文化,除了从传说时代以来不断融合于中原华夏农业区域文化外,还不断地艰难沿传,顽强地弘扬和发展了中华文明。
 
三、游牧区域文化与农耕文化辅车相依而成中华文明
 
    中国古代北方和西部民族的游牧区域文化,与农耕文化辅车相依而成中华文明。分布辽阔的古代北方和西部民族游牧区域文化,大体上主要由肃慎族系、东胡族系、突厥族系和氐羌族系所创造。因自然和地理环境影响和不同的社会基础所表现出来的不同特点,可将其从东向西大致划分成三个地域系统:东北兴安岭和草原之间的游猎畜牧文化、大漠南北和西部高原的畜牧农业文化、西域天山两侧的绿洲农牧文化。 (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
    东北兴安岭和草原之间的游猎畜牧文化,既有古代肃慎族系创造的,也有乐胡族系创造的。不断叠更的古代肃慎、挹娄、勿吉、女真和满洲等族游猎文化不断崛起于白水黑水的山林之间,南下平原的农耕文化地区,源源融入中原民族农业区域文化,为古老悠久的农业区域文化注入新的活力。于是,历史上经常表现为兴起于东北的游猎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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