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物留名与东汉史学(1)网(2)

 留名心态的普遍存在和立碑镌铭的日益盛行，使东汉记述人物生平事迹的风气即所谓“述人”之风更加盛行，以至记君述上成为朝臣子孙和门生故吏们一种应当甚至必须履行的“义务”，即所谓“下有述上之功，臣有叙君之德”（《集古录跋尾·后汉祝睦后碑》）；而且，所托之“物”也不再仅仅局限于石碑这样一种单一的载体，而是开始多样化。在这种情况下，由于传统史著的容量更大和更为简便，也由于长期形成的史书在是非认定与人物评价上所享有的权威地位和远在碑文之上的“公信力”，就使得史书的记述事实上成为人们在“述人”之时一种更具吸引力的选择。正如刘知幾在论及史书对于留名后世的重要作用时所说：“何者而称不朽乎？盖书名竹帛而已。”（《史通·史官建置》）由于史传与碑文在记功述德上是相通的，所以刘勰在《文心雕龙·诔碑篇》中特意指出：“夫属碑之体，资乎史才。其序则传，其文则铭。”因而，东汉以来，在立碑镌铭的同时，人物传记的写作也很盛行，人物合传与专传等传记类著述在史著中占据了很大的比例，“叙君”与“述上”成为这一时期史学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内容，郡国人物传及其他类别的人物传记，也在这种背景之下开始撰修并逐步盛行，《隋书·经籍志》中就记述有《沛国耆旧传》、《三辅耆旧传》、《鲁国先贤赞》、《庐江先贤赞》等所谓“耆旧节士之序”、“名德先贤之赞”，清代学者姚振宗在《后汉艺文志》中也收录了东汉时撰修的此类著述十多部并将其称为“郡国传记”，加上《三君八俊传》、《桓谭别传》、《马融别传》、《郭泰别传》等其他类别的人物传记，东汉时期专记人物的史著达数十部之多，这不能不说是东汉时期一个十分重要的史学现象。

东汉时期普遍存在的托物留名的心理需求在史学上的这种“突出表现”，无疑为东汉史学的发展增加了一个不可忽视的“动力”。明了这一点，对我们理解东汉史著在数量上为何远超西汉，当不无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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