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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教之争与宗教学(1)网(2)

2014-09-06 01:02   所以说，在中国古代社会，“不论是统治阶级或被统治阶级，祖宗崇拜在意识形态里占唯一重要的位置，公认孝道是最高的道德，任何宗教所崇拜的神和教义都不能代替祖宗崇拜和孝道。这是历史上汉民族的特征之一”（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一编）。这一特征能充分地反映并规定全部的宗教和社会生活，也是中国传统宗教在世界上独树一帜的原因。

三

     讨论儒教是否宗教，不仅需开拓宗教学理论的视阈，也应该增添不同的视角，探索一下其他宗教，如佛教、道教，尤其是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是如何看待儒教的，肯定会有所助益。

     明清时期，根据遗存的碑文判断，开封的犹太教社团已经以“天”称上帝，以“道”名圣经，敬天与祭祖并行不悖，并用儒家术语描述自己的信仰。他们认为，儒教与犹太教“大同小异”，“其立心制行，亦不过敬天道，尊祖宗，重君臣，孝父母，和妻子，序尊卑，交朋友，而不外于五伦矣”。他们的宗教礼仪，“唯尽礼拜告天之诚，报国忠君之意”矣。

     明清时期，中国伊斯兰教出现一批“学通四教”，“以儒诠经”的穆斯林学者，掀起一个汉文著译运动。在他们的著译中，一是以苏非主义为基础的新教义学，即认主学，与格物致知，穷理尽性的宋明理学相会通，称“天人性命之学”或“理学”；一是以伊斯兰教法与儒家礼仪或社会伦理相附会，称“敬慎持身之道”或“礼法”。他们认为，“回儒经书，文字虽殊而道无不共，语言虽异而义无不同”，“回儒两教，道本同源，初无二理”（蓝煦：《天方正学自序》）。在理学上，“中国同此性理”，“教虽不同而天人之理无不同”（黑鸣夙：《性理本经纂译序》）。刘智也感言，在著译中“恍然有会于天方之经，大同孔孟之旨也”（《天方性理自序》）。至于教法，“虽载在天方之书，而不异乎儒者之典；遵习天方之礼，即犹遵习先圣先王之教也。圣人之教，东西同，今古一”（《天方典礼经序》）。

     当时的官员儒生也有人赞同此说，认为在诸教之中，“独清真一教，其说本于天，而理宗于一，与吾儒大相表里”；“而洁己好施，更广吾儒所不足”（《正教真诠叙》）。“其伦理纲常，犹然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也；其修齐诚正，犹然孝、弟、忠、信、礼、义、廉、节也；其昭事上帝，有所谓念、礼、斋、课、朝五者，亦犹然顾諟明命，存心养性，以事天也。夫然后知清真一教，不偏不倚，直与中国圣人之教，理同道合，而非异端曲说所可同语者矣”（《天方礼往序》）。

     明清时期进入中国的基督教传教士，一开始就面临着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由于带着“征服中国”的传教目的，他们与中国的文化和宗教发生激烈冲撞。同时，由于传教的战略方针不同，教士和教会内部也产生严重分歧，最终导致著名的“中国礼仪之争”。在这场争论中，对于祀天、祭孔、拜祖等礼仪制度是否具有宗教性质，有非常深入具体的辩论，并多次反复，历时良久，欧洲的教会学者也卷入争论，涉及的范围很广。我们今天重新审视这些（包括犹太教、伊斯兰教的）文献内容，对于认识我们自己的文化传统，儒教是不是宗教，肯定会有利于拓宽视野，深化思维，而别有一番新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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