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朝礼学的繁荣及其原因(1)(2)

　　就社会功能而言，礼学的繁荣与六朝社会以门阀士族为统治核心的带有宗法色彩的社会结构有很大关系。贯穿于宗法色彩社会结构的一条主线就是血缘关系，而血缘关系的层次展开则是宗法性社会结构的现实基础。故在六朝人眼中，有关血缘关系的丧服礼实际上成为了一种政治活动：“礼之行，由于俗之厚；俗之厚，由于丧之重也。周公所以成周家忠厚之俗，亦惟丧、祭之重而已。丧、祭之重，民俗之厚也；民俗厚而后冠、昏之礼可行矣。”（牟楷：《内外服制通释·序》，载文渊阁《四库全书》第一一一册，第710页）与此同时，门阀士族通过对礼学的研究，严格区分宗族远近、血缘亲疏，强化宗族向心力、家族的凝聚力，最大限度地维护本阶层的既得利益。

　　由门阀世族为核心构成的六朝政权偏安江南，其政权的正统性及其政治制度、礼乐文化的正宗性极易招致怀疑。世居江南的土著汉人和未曾迁徙的北方汉人是南朝诸代迫切需要获取支持的重要力量。而要得到他们的拥护，强化文化认同感和民族归属感，不失为最好的办法之一。梁武帝在这方面的努力取得了很大效果，他的对手、东魏丞相高欢就不无嫉羡地说：“江东有一吴儿老翁萧衍，专事衣冠礼乐，中原士大夫望之以为正朔所在。”（《北齐书·杜弼传》）

　　另一方面，礼学的隆盛又是社会重新整合的需要。六朝时期社会的重新整合，分裂、战乱之后秩序的重新恢复，需要有社会各层面关系的调整。政府与精英文化层只有借重于自身的文化资源，才能使社会关系、社会秩序的调整与重组得以实现。唐贞观年间太宗命人撰修《氏族志》一百卷，以官方文件形式颁行天下。根据唐太宗规定的撰修原则即“崇重今朝冠冕”，《氏族志》主要反映了以关中军事贵族为主、包含山东士族和江南士族等在内的统治核心各阶层在现实中的社会地位。《氏族志》源自礼学中的谱牒，它的颁行以官方的名义肯定了各阶层社会地位的合法性，也反映了六朝末、隋唐初社会各阶层的重新整合与礼学的作用密切相关。在一定程度上来说，隋唐盛世的出现与礼学作用的发挥不是没有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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