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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节日符号的现代转型及动力探析(1)(2)

2014-09-30 01:40 　　(三)在摒除传统节日原生性的部分文化符号的同时，目的性地注入符合现实利益需求的新的符号元素和内容，重新建构全新意义的节日符号。
　　以贵阳苗族“四月八”转型为例。关于“四月八”的一个传说是，在很久以前，居住在梵净山下的苗族姑娘由于长得如花似玉，常被官家看中选美进贡，致使不少人家妻离子散，民不聊生。一个叫亚宜的苗族首领，见自己的姐妹遭受蹂躏，就联络苗族后生反抗官家。官家派重兵攻打，亚宜寡不敌众，被迫向苗族聚居区格罗格寨(今贵阳花溪、青岩一带)转移。官兵尾追而至，亚宜与格罗格寨的苗族首领亚努奋力抵抗，四月初八这天双双战死。消息传来，苗家父老悲痛万分，来到英雄战斗过的地方聚会悼念。[12]随着社会发展，作为贵州省的文化、政治和经济中心的贵阳，在每年“四月八”活动中，唱山歌、荡秋千等传统符号已经绝迹，民族民间传统技艺大赛、“原生态”民族民间歌曲演唱大赛、“民族之花”评选活动、贵阳市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民族欢歌”游演等现代符号则几乎是被活生生地“塞入”进来，使得举办该传统节日的初衷是为了纪念苗族英雄“亚宜”和“亚努”的原生性符号指述功能大大弱化。节日成了展现民族风采、促进民族团结、展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全民狂欢的“民族团结周”。[13]
　　“文化的元素是人为的、创造出来的、可变化的，表面上虽然持恒久长，实际上与文化的承受者一样也会灰飞烟灭。”[14]传统节日符号正是在这样的断裂中得到延续。在“姊妹节”、苗族“长街宴”和“四月八”的现代转型中，传统节日符号不管是被简化也罢，抑或是被复杂化也罢，或者干脆被“莫名其妙”地强行赋予新的内容到既存的节日传统也罢，其功能指向都直接聚焦到当下的现实利益之中。
　　
　　三、传统节日符号现代转型的动力探析
　　
　　传统民族节日符号的现代转型，不过是现代社会、经济和文化转型的一种表象而已。从苗族传统民族节日符号的现代转型来看，国家化和市场化两股力量交织作用是导致其发生变化的主要原因。
　　(一)在国家化方面，其进程主要体现为传统节日符号日益成为国家职阶系统渗透到民族地区传统社会结构的有效工具。国家行政力量在民族地区的渗透，从根本上规制了传统节日符号存在的形式。
　　清朝时期在部分民族地区，国家的正式行政管理机构只到县一级，但依靠“乡保”、“里正”等“准官吏”制度，实现了国家权力在传统社会的事实存在；而在另一些民族地区，依凭共同体内部的血缘和地缘关系来维系的“土司”制度对国家的整体性负责，间接地实现了民族地区的国家化；“改土归流”使这些地区由间接控制变为了直接控制。1949年后，随着土地改革、人民公社、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不同历史时期的政策在农村的广泛、深入开展，国家化进程在民族地区得到了空前加强。
　　节日作为一种重要的公共文化空间，无疑是国家意识形态和行政权力渗透到传统社会中的重要渠道。国家通过对某些节日或节俗采取或肯定或否定的态度，并加以或允许或禁止的规范，引导着包括节日在内的民俗文化向有利于国家倡导的价值观念方向发展。在操作层面上，国家通过对具象化的节日符号的控制，构造出能在共同体内部形成某种集体认同的文化标识，“包涵着承载重叠和混合认同的空间和力量”，[15]内化为贯彻国家意志的、规制共同体集体行为的某些机制或规范。从近几年台江“姊妹节”实际运作来看，随着不同阶段国家政策工作的变化，节日符号表达的内容也在不断变化。从“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到发展乡村生态旅游，到促进农村信用社改革，到普及“两基”教育验收，到世界文化遗产申报，到促进民族团结等，都不同程度地彰显了当地政府当前工作的重心。 （科教作文网http://zw.ΝsΕAc.Com编辑整理）
　　(二)在市场化方面，主要体现为传统节日符号为了适应现代经济活动的需要，依据市场经济活动的规律，被目的性地改造或创造，功能指向“强烈地聚焦于其经济作用”，以期“能影响、带动经济的发展。”[16]
　　当市场已经成为主导社会资源配置的基本途径时，市场在某种程度上成了支配社会行为的意志。尽管“世界内容是完全中性的，但意志会突出强调这些内容中的这一点还是那一点则毫无先兆。一旦意志强调了某一点之后，人们就发现意志以纯逻辑的方式，通过已确定的理论客观性，转变成了别的观念，这些观念跟早先出现的意志有因果上的联系，如今变成了通向‘最终目的’之‘手段’。”[17]随着市场经济体制在民族地区的普遍建立，市场俨然以各类资源赖以实现其最终目的的普世性的“手段”成为了现实社会的“纯逻辑”。传统节日符号作为异质性存在的民族文化资源，特别是在乡村文化产业和乡村旅游产业的场域中，被强烈地趋向于实现某种利益需求的工具运用。以对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为最直接表象的市场化，成为把节日符号视为“民族文化”的重要部分并加以“资本化运用”[18]的重要途径。通过苗族“长街宴”壮观的饮食消费场面，或“四月八”绚丽多彩的大规模游行、演出等来吸引游客，不过就是在市场化的语境下，当地人试图把民族文化资源转化为经济资源的一种方式而已。
　　伴随着市场化繁荣起来的现代科学与技术，被系统而频繁地渐次应用于商品生产和服务业方面。表现在节日符号上，则是各种现代技术随着市场的需求被目的性地嫁接到传统的节日符号中，成为“换装”了的文化景观。在贵阳“四月八”游演中，各种现代化的技术被广泛应用于花车的装扮以及演员的着装等，也可以看作是市场化对节日符号影响的另一种结果。
　　所以，国家化和市场化双重力量结构性地交织存在，成了传统节日符号现代转型的基本动力。上述苗族传统节日的现代转型，展现了两种力量交织作用的这一趋势。如果说，由于国家化进程在传统乡村的长期渗透而使得民族地区的节日符号在转型初期就具有了更多的原生性特征，那么随着市场体制的建立和完善逐渐取得经济—社会发展主导地位的市场化，则继承了这样的转型趋势，通过经济利益的刺激使得节日符号以符合现实需要的“纯逻辑”方式“对其特定的生存环境不断适应”，[19]并由此而得以继续存在。在现实中，由于国家化和市场化的目标高度重叠，集中体现了国家对社会的基本控制，两股力量交织为不可分割的整体而难以在具体的节日符号转型中清晰地分辨出是哪一种力量在作用。一方面，国家化如同巨大的稳压器，把传统的社会机制和市场化社会机制都纳入到它的政治体制之中，使得传统体制在逐渐让予市场化的机制的同时也依然得以顽强地延续着自己的体系和逻辑，以便保障转型社会的稳定；另一方面，市场化在依据现代经济规则重新建构传统社区的经济—社会结构和运行机制的同时也在积极地吸纳传统社会的某些元素，以便渐次地推进传统社会的市场经济体制建构，实现国家对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控制。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国家化和市场化交织作用，共同推动了传统民族节日符号的现代转型，并由此而在现代与传统之间形成了某种张力。但这并不意味着在国家化、市场化与地方性传统之间就形成了某种截然对立的态势。相反，正是这种张力的存在，为“地方性知识”[20]的自我扬弃和自我革新提供了某种可能。毕竟，现代性的扩张正使得“整个世界不断‘收缩’成一个相互依存的世界体系。”[21]不管人们身处于这个“世界体系”[22]的何种位置，也不管他们愿意与否，都已经或正在被裹挟着卷入了该体系的逻辑之中。国家化与市场化交织作用下的民族节日符号的现代转型，为处于“世界体系”边缘位置的人们，凭借其文化场域中的权利在经济场域中的价值实现，参与到主导世界体系运转的隐藏于现代经济运行活动之下的规制的制定的修改，提供了某种潜在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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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①“姊妹节”，苗语为“Noux Gad Liangl”，直译的意思是“吃送过来的礼物”。
　　②西江素有“千户苗寨”之称，是笔者的家乡。笔者在当地生活了近30年，父母及许多亲朋好友至今仍生活在当地。
　　③一般来说，‘长街宴”是哈尼族的一种传统习俗，每到‘昂玛突”节来临，哈尼人会在山寨里摆上酒席，一起欢度节日。在摆酒庆祝时，百来张桌子捧在—起，恰似一条长龙，“长街宴”也因此而得名。
　　④苗语，意思为“摆长桌子迎接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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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出处(作者):李德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