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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结构的定型化(1)(3)

2014-11-09 01:13
导读:但到了90年代中后期,情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种变化的表现之一是 社会 中门槛的加高。应当说,在任何社会中,从一种职业到另一种职业,从一种社


  但到了90年代中后期,情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种变化的表现之一是 社会 中门槛的加高。应当说,在任何社会中,从一种职业到另一种职业,从一种社会地位到另一种社会地位流动都要经历某种门槛。这种门槛可以是某种文凭或证书,也可以进入必需的资本,或者是已经形成的势力范围或垄断。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任何社会都不能完全消除这种门槛,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需要这种门槛。但如果门槛过高,则会妨碍正常社会流动的进行。从这个角度来看,自90年代中期之后,我们社会中的门槛是大大地加高了。在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的时候,只要很小的资本就可以进入一个经营领域。现在的一些大房地产开发商,有的当初就是借几万元钱就进入房地产领域的,而在今天,已经完全没有这种可能。再比如市场调查业,80年代和90年代初的时候,几千元钱就可以开办一个小的调查公司。而据业内人士说,今天在北京这样的城市开办一个市场调查公司,起码要投入四、五百万元。即便如此,也只能从事某个行业部分产品的调查。因为没有这样的投入,就招聘不到合格的人才,就无法具备起码的硬件的办公条件,这样就可能在投标时连一个像样的标书也准备不出来。 

  对比一下90年代以来两次官员下海潮的异同,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个门槛变化的含义。在90年代初那次下海朝中,下海的人们,包括官员也包括知识分子,往往是直接当老板,尽管有相当的人做的是很小的老板。但无论如何,要有一个摊子,要有一个公司和老板的名目。最近几年,在一些地方,伴随机构改革,又出现了一轮官员下海经商的浪潮。在有的地方,甚至鼓励干部带薪下海。但在这次官员下海潮中,特别是在东部沿海的 经济 发达地区,下海的官员往往不是直接去做老板,而是做职业经理,成为高级打工族。在这个现象背后的,实际上是商场中的门槛已经开始形成。这可以从一个侧面使我们看到社会结构定型化的趋势。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发布)

  由于社会中门槛的加高,更由于社会中机会结构的变化,结果是出现了部分阶层的社会流动明显减少甚至凝固化的迹象。如 中国 社会 科学 院社会学 研究 所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研究报告》指出,“在转型前和转型过程中,工人阶层成员具有向较高的办事员阶层和管理阶层流动的较多机会。随着转型的深入和定型,这种流动机会逐渐减少,不仅在社会劳动力市场上的机会减少,而且在社会经济组织内部劳动市场上的流动机会也减少。工人阶层成为相对凝固的社会群体”。 

  当然,由于改革的过程还没有完结,社会转型的过程仍在进行,特别是中国正在面临着快速城市化的过程,社会流动仍然是相当频繁的。但尽管如此,与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相比,社会流动的基本趋势是越来越趋于常规化。如果说非常规化社会流动的基本机制是体制改革,那么,常规化社会流动的基本机制则将是 教育 。 

  第四,社会阶层的再生产。在阶层结构定型化的社会中,社会的主要阶层开始处于不断地再生产自身的过程中。这首先是在于,由于社会中门槛的加高,机会结构开始在阶层或群体的内部锁闭。在80年代和90年代初的时候,由于社会中的门槛低,机会结构往往是对更大的人群开放的。因此,那时我们常常看到这样的情形:一个普通的机关干部甚至一个工人几个月不见就成了一个小老板;一个人前些天还在卖西瓜,现在竟然卖电脑了。而在90年代中期之后,这样的情形已经很难见到了。现在社会中的机会结构越来越锁闭在本阶层或本群体的内部。于是就出现了阶层的再生产。 

  阶层再生产的另一个重要机制就是教育。教育对于阶层再生产的作用,学界一枝有两种针锋相对的看法。一种看法是,教育具有一种阶层再生产的作用。如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尔迪厄就认为教育是阶级再生产的机制。1970年,布尔迪厄出版了那部重要的《教育、文化和社会的再生产》。布尔迪厄在这部著作中,令人信服地说明,教育机构同时也是再生产社会不平等并使之合法化的方式,是 现代 社会中阶级再生产的一种重要机制。因为正是通过这种教育机构,家庭背景的差异甚至对不同语言和生活方式熟悉程度的差异,被转化成学校 考试 成绩的差别。这样,教育就不断地将社会中已有的阶级结构复制出来。另一种观点则强调教育对社会流动的积极作用。如在中国古代社会的科举制中,一个出身贫寒家庭的孩子,如果 学习 成绩突出,考取了某种功名,就可以通过考试的方式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在现在主要以职业作为社会分层基础的西方社会中,教育和文凭的获得无疑也是社会流动的最重要的机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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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出处(作者):孙立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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