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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又引发到“文学史”的另一层任务:客观、准确地估定文学的时代价值、历史价值。作家的价值大小、作品的成就高低,并不简单地取决于作家是否属于某一特定的文学思潮,也不取决于他与文学主流关系上的亲疏远近。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内,文学的兴趣中心如果与社会心理保持同步的关系,就有可能造成广泛的影响。而艺术品味、艺术手段的高低巧拙,在很大程度上能够体现在文学作品的社会淘汰和历史筛选之中。作为近代文学支流的同光体诗歌,虽然不再被粗暴地垢病为反动内容与复古形式的代称,但对这一诗派何以延续不断、声势广大,如果没有一个使人信服的解释,恐怕也是不完善的。又如鸳鸯蝴蝶派,在承认其部分作品有“反帝爱国和抨击社会现实的积极的主题”的同时,对于这一派小说何以能畅行不衰,如果能从中国近代的畸型社会心态、读者群的独特构成、艺术手法上对古典传奇及世情小说的自觉继承等方面深入考察,并由此反观世态人情小说特有的质地,可能会有助于更加真实、深刻地再现中国近代文学的本来面貌。
此外,索引、图片“为用至大”。索引“可以帮助读者省了不少无谓的时力,也可弥补全书体例上的不足。图片则在“增高读者兴趣”的同时.“意外的可以使我们得见各时代的真实的社会的生活的情态”④。《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在增订再版时,如能兼顾及此,那也会锦上添花,为新著赢得更好的赞誉。
注释:
①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1年6月出版。
② 详参赵慎修《体例一新,面貌大变:评管林、钟贤培主编<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华南师大学报》1991年4期)、冼心福《历史的文学,文学的历史:读〈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海南大学学报》1992年1期)、陈建华《〈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简评》(《韶关大学学报》1992年4期)、刘德隆《勾勒近代文学的轮廊:<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读后》(日本《清末说研究》1992年10月号)、左鹏军《文学史体例的新探索:评介〈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图书馆论坛》1993年2期)、何绵山《近代文学研究的新收获:管林、钟贤培主编〈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评介》(《海南师院学报》1993年3期)。
③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出版。
④同上。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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