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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们认为，今后的研究不仅要扩大研究的领域，寻找新的研究课题，同时要调整研究方法。在这个问题上，复旦大学教授黄霖先生做了深刻的理论阐释。他认为，研究近代文学首先要抓“牛鼻子”，即辩明有别于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的最基本的品格，唯有此，才能比较正确地给近代文学在思想和艺术上定位。过去比较流行的是“西化”说，认为近代文学是“欧风东渐”的一种表现。前几年有过的一种“断层”说，实质上也是以“西化”为座标的。解放后大家比较习惯的是用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性质来规定近代文学的性质，用“反帝反封建”或“资产阶级”来概括中国近代文学的基本属性。后来有学者主张用“反帝反封建”和追求科学、民主、进步相结合来审视近代文学，也有人强调近代文学“民族化现代化”的属性。黄霖教授承认这些看法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他强调说：从文学自身的特点看，决定近代文学基本品格的是：（１）文学“为什么人”的问题在发生变革，即从“为君”，为封建统治集团服务，变为为“国民”、为资产阶级领导下的人民大众服务。这一变革从根本上改变了文学的性质和方向，并对以下两点产生制约作用。（２）从创作主体来看，近代文学的取向是强调文学主体的精神力量，强调个性真率不羁，强调情感的自由表现；而这主体精神又是与追求科学、民主的潮流相一致的。（３）从文学主体来看，是杂文学体系向纯文学体系的转化。它们从根本上规定了中国近代文学的品格。
针对目前近代文学翻译、校注、研究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北京大学孙静教授做了非常细致的、令人信服的纠误工作。对今后的研究，孙先生认为有以下几个问题是值得注意的：首先要充分估计到近代文学的复杂性。在近代以前，中国基本上是独立发展的、自给自足的社会，相对来说，比较单纯。近代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的入侵，西学的东渐，大大加速了社会现状的不平衡性与文化形态的复杂性。得风气之先的地方与闭塞地方的差别，先进思想与落后保守思想的差别，知识层的文坛风气与下层民众文艺风气的差别，几乎是天悬地隔。因此，鸦片战争前后，当东南地区诗人掀起爱国诗潮的时候，身居腹地的贵州诗人却仍在那里作“宋诗派”的诗，正象２０世纪初先进人物大倡戏剧革命并大量创作宣传新思想的剧作时，广大地方舞台上却仍在搬演着传统故事的戏曲。这都需要对近代社会状况有全面深入的把握，才能作出触及本质的阐述。其次，要充分估计到近代文学研究的艰巨性，既需知古，又需通西。近代作家是乾嘉汉学盛行之后的一代人物，大都具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与学术的根底，他们的思想往往是通过古学特别是经学反映出来的，他们的创作有深厚的古学基础。可以说，不知古，很难对他们有深邃的理解。甚至不具备必要的古学基础，要读懂他们的东西也是很难的，即便做整理工作，也容易出差错。另一方面，近代的进步作家又都是与西学密切相关的。我国近代的资本主义经济虽然发展并不充分，但传来的西学却是成熟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这又必须通西。特别是国学深厚的中国近代作家，一旦与成熟形态的西学接触，往往呈现出一种复杂的形态。谭嗣同的仁学思想体系，不知古通西是很难深刻了解的。再次，注意国际汉学家对中国近代文学的研究。近代作家特点之一，是他们中有些人曾经涉足国外，他们的某些踪迹、成果、交游是在国外，有些资料也留存国外，国际汉学家在这方面的研究，对推进近代文学的研究很有价值。一位日本学者写的《黄遵宪在日本》，就弄清了与黄交游的一些日本人的情况，并介绍了当时日本知识社团较广阔的背景。另外，无论是古代文学还是近代文学都面临更新研究方法的问题，除了应该坚持行之有效的传统的研究方法之外，还要学习西方一些新方法中有科学性的部分，在这一方面，国际汉学家对近代文学甚至整个中国文学的研究往往具有很大的启发性。
可以预料，中国近代文学的研究在不久的将来必将出现柳暗花明、万紫千红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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