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于古典与现代之间——关爱和的近代文学研(2)

    第三个层面的主要成果有专著《古典主义的终结—桐城派与“五四”新文学》，以及论文《桐城派的中兴、改造与复归—试论曾国藩的文学活动与作用))(《文学遗产》l 984年第5期)、《嘉道时期的桐城派—姚门弟子思想与创作述略》、《桐城派的立诚求真与道统文统情结》、《姚鼐的古文艺术理论及其对桐城派形成的贡献》、《守望艺术的壁垒—论桐城派对古文文体的价值定位》(《文学评论》2000年第4期)、《清末常州词派概说》，而宋诗派、常州词派和选派等流派有待完成。

   《古典主义的终结》一书从桐城派的历史承续、发展轨迹、古文理论、古文创作、后期桐城派与五四新文学之关系以及五四先驱眼中的桐城派等六个方面展开全面而详细的论述。论者开篇就从唐代古文谈起，勾勒了古文一派的发展脉络，直追桐城派，继而描绘了桐城派兴衰嬗变的轨迹，并将其分为四个时期。在初创期，桐城三祖—方、刘、姚分别创立义法说、神气说、刚阳阴柔与神气律声说;在守成期，姚鼐晚年讲学江南，广传弟子，守望门户;在中兴期，曾国藩私淑姚鼐，雅好古文，融义理、考据、辞章和经济于一体，以坚车行远为目标，别创湘乡派;在复归期，吴汝纶重提方、姚传统，抑闳肆而张醇厚，黜出雄奇而求雅洁，倡导恢复以气清、体洁、语雅为特色的桐城派文。对桐城派古文理论的研究，论者抓住了其发展过程中的诸多矛盾与限制性因素，桐城派既追求理论创新，又有道统、文统情结;既讲究义理与考据，又注重辞章; 既重视实用价值，又要求审美功能，这些矛盾使桐城派发展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异常复杂和艰难。同时对桐城派古文理论的艺术范畴及其构成作了十分简洁的概括，即义与法、雅与洁、神气与音节、神理气味与格律声色、阳刚与阴柔。桐城派的古文创作，关先生用由狂悖不驯而至清真雅正，因时立言与立诚求真，扩姚氏而大之与并功德言于一途分别概括了初创期、守成期与中兴期的古文创作。后期桐城派像一根脆弱的联结母子的脐带，无力地粘连着古典文化和文学与五四新文化和文学。关先生对桐城派的研究可谓得桐城派之精髓，从桐城派诸家的理论实质、创作精神、流派的发展以及论者的行文都具有一种桐城派古色古香的气息，而且深深窥见桐城派理论与创作的精髓和实质，达到这种境界，非智者不能为也，也非一日之功所蹴就，先天的禀赋与后天的习得缺一不可。

    关爱和的近代文学研究，从形态上来说，有作家及其创作论、文学史论、文学思潮论、文学流派论;从文体上来看，有小说研究、诗歌研究、散文研究以及戏曲研究;从时间来看，从晚明到清末再到现代，涉及的范围比较广泛。他的《悲壮的沉落》和《古典主义的终结》两部著作可以说是近代文学研究的两座高峰，前者是对文学思潮的研究，后者是对文学流派的研究;前者对不同时期的文学潮流、文学思想和文学精神做了系统的梳理、辨析与整合，后者对桐城派古文作了全面的客观而公正的审视与剖析。如果孤立地看待这些研究成果，就会损害其学术价值，只有放到文学史的大背景中去，这些成果就会熠熠生辉。我们知道，五四文化先驱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肩负着特定的文化和政治任务，他们彻底地摧毁中国的传统文化，包括近代文化，主张全盘西化，横向移植西方的现代文化，把桐城派和选学派批判为“桐城谬种，选学妖孽”，这种矫枉过正的做法在当时以至于现在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正因为他们为近代文学做了不切实际的定性论断，再加上后来中国复杂的历史进程，主流意识形态的一元化和文化学者思想意识与思维模式的单一性，使得学术界对中国近代文学与文化具有了十分偏颇的认识。他们认为五四新文化时期是中国文化的断层时期，在此之前，中国文化已经断层，几千年的古典文化发展到近代便断然终结，五四新文化只是西方现代文化的横向移植，这就全盘否定了中国近代文学应有的历史地位。如何评价近代文学与文化，这一重大历史课题就摆在中国学者的面前。关爱和先生用自己的研究成果在古典与现代这一天堑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毅然断言中国近代文学是古典向现代的过渡与转型，虽然这一断言并非为他一人所提出。特别是他的《古典主义的终结—桐城派与“五四”新文学》这一著作从侧面说明了五四文化先驱批桐城派为“桐城谬种”的偏激与偏颇，五四文化断裂论断的虚妄，从正面论证了桐城派肩负了中国文化与文学承上启下的历史重任。没有什么比观念的改变更迅速的，如五四时期和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对西方现代文化的认同;也没什么比观念的改变更缓慢的，如中国传统文化绵延数千年。学术界对近代文化与文学在观念上的改变不知是属于前一种状况还是后一种状况，不过关先生以其研究试图扭转学术界对近代文学的误解与盲视，极力恢复近代文学的历史面目，这是前所未有的工作，也是关先生作出的杰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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