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现当代小说中“大众语言”的兴衰及影响(2)
2014-11-19 01:11
导读：柳青小说语言的转变相当有代表性，将1945年创作的《土地的儿子》和1957年创作的《创业史》相比较，这种转变一目了然。为了便于比较，使比较结果更为
柳青小说语言的转变相当有代表性，将1945年创作的《土地的儿子》和1957年创作的《创业史》相比较，这种转变一目了然。为了便于比较，使比较结果更为合理，我们将《土地的儿子》与《创业史》的第八章⑤比较。一、《土地的儿子》字数比第八章多，但前者中的政治术语有18个，后者中的政治术语则超过25个。前者的关键词是“土地”，后者的关键词是“互助组”。二、《土地的儿子》大量使用常用词，而第八章则多处使用雅正的词：恋恋难忘，娓娓动人，知友、和谐、柔情、钦佩、俨然、咄咄逼人等，还使用了不少褒义词，如：意志力、正义感，嫉恶如仇，一马当先、正直的秉性等。三、《土地的儿子》语气平谈，而第八章使用强化的肯定句和否定句，有时肯定、否定连续使用，形成鲜明对比。如：“这不是郭振山个人的损失，这首先是党和人民的损失！”或者利用反语，加强否定，如“俨然只有他郭振山是共产主义思想！”四、在感情抒发方式上，《土地的儿子》学习赵树理小说，把人物的感情寄予在动作、行为、人物语言上，而《创业史》的叙述者时时现身，直接抒情，如：“生宝年轻人的心灵，在那次整党会上，受了多大的震动啊！”“生宝想着，多么为下堡乡五村今后的工作担心啊。当一个能力强的领导人，走上歧路的时候，在他领导下的正直的同志，心中是什么滋味，难以用言语来形容啊！”五、第八章乃至整个《创业史》常出现格言警句式的句子，如“共同的事业常常把肉体上是两个人，变成精神上是一个人，彼此难舍难分。” 小说语言的转变强烈地呼应着话语形态的转变。关键词的替换说明话语的核心概念从物质基础转向上层建筑，政治术语的增多说明政治意义的增多。《土地的儿子》以常用词和平淡语气质朴地诉说土地和农民的血肉关系，《创业史》则是按主流意识形态对社会进行整合，对读者进行意识形态灌输。《创业史》描写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那些褒义词和强化的肯定句、否定句形成了斩钉截铁、不容怀疑的是非判断；格言式的语句带有总结人类经验，指导人们做出正确决策的意涵；大量的政治术语和雅正词语以及直接的歌颂，造成了居高临下的气势，让读者心存敬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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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开始，以《创业史》为代表，小说语言又出现了书面化、欧化、远离民众口语的倾向。政治权力话语必须使用规范的书面语，方可清晰地表达。梁生宝曾和党支书讨论如何正确理解党的政策，他们区分“依靠贫农、团结中农”和“依靠贫农团结中农”的意义有何不同，这种鉴别必须依赖西方语言的语法结构才能得出准确的结论。《创业史》充满了梁生宝关于共产主义、私有制的思考，柳青“将作者的叙述与人物的内心独白，糅在一起”，他说：“我想使作者叙述的文学语言和人物内心独白的群众语言，尽可能地接近和协调，但我的功夫还不够，为了使读者不至于模糊了作者的观点，只好在适当的地方加上作者的评论，使思想内容更明显、更强烈一些”。⑥不是柳青的功夫不够，是因为群众的语言无法使思想更明确。工具论语言观以为，人凌驾于语言之上，人可以任意驱使语言，但语言的自足性、“教条性”常令人无可奈何。语言甚至如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所言是牢笼，人不得不屈服于它的规则。如果非用群众的语言来写梁生宝的内心独白，梁生宝就会降低为老杨同志。十七年小说中的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是不折不扣的西方话语，它的知识型、文化选择决定了它的欧化的语言方式。虽然十七年文学理论还提倡学习群众的语言，但群众的语言已经丧失本体和主体地位，作家们也笃信要学习工农兵群众的语言，但在《创业史》中群众的口语／方言是细枝末节的点缀和装饰，是小说语言生动有趣、接近现实的一种技巧，不能产生冲淡政治权力话语的作用，也不能产生地方特色、民俗风浓郁的审美效果。
三
“大众语言”的文学实践已成为历史的尘埃，但对民众语言的重视却成为现代文学的一个传统。温儒敏先生说：“所谓现代文学的传统，主要应该指那些逐步积淀下来，成为某种常识，或某种普遍性的思维与审美的方式，并在现实的文学文化生活中起作用的东西。”⑦在“大众语言”文学实践之外，当然也有作家吸纳并书写民众的口语，但是政治权力机构以行政权力号召作家们学习群众的语言，其威力是部分作家的美学追求不可比拟的。当下的文坛已经不提学习民众的语言了，因为它已经成为作家的集体无意识，不用提了。当下的小说进行乡村或市井叙事时，自然会运用有方言口语特征的语言，其叙述语言形成了形神兼备的话语场，与人物的文化特征、心理结构文丝相扣。在中国大陆，这样的文学成绩不能说与前代文学的努力无关。作家未创作之前就已经处在前代文学庞大的话语场中，前代的文艺理论及作品或以记忆或以印刷物这种“凝固的话语场”预先制约着他们的创作。2004年韩少功在
清华大学讲演时说：“我在农村，觉得很多农民的语言真是很生动，也很准确，真是很有意思。”“同农民相比，很多知识分子说话真是没意思，听起来头疼，烦人。”⑧此番表述与解放区的言论何其相似。单纯地谈重视民众的语言不足以突出它的意义，但我们把这个问题放在现代中国小说语言、现代汉语是在西方语言的规范下形成的，它的意义就会有所彰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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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语言对民众口语的借鉴，穿越时空，成为本世纪“汉语写作”之主张的传统资源，为该主张提供了有力的支持。“汉语写作”的提出是近百年来人们对现代汉语现代性的又一次反思。整个现代中国文学既是一个向外学习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回归自我传统的过程。在强大的现代性压力下，向外学习的过程被认为是主要的，表现在文学语言上，就是更重视向西方语言学习。20世纪20年代，文学语言基本上是西化的，30、40年代人们开始反思白话文的欧化倾向，文学语言回归自我的传统，主要是吸收中国民众的口语。老舍、沈从文用北京话、湘西口语创作；左翼文学指责白话文远离大众，提倡大众语，开始尝试用大众的口语创作；抗日战争爆发后，民众口语得到“文章上山，文章下乡”的大众化创作的重视；40年代解放区的大众语言实践也是这股回潮中的一部分。建国以后，前三十年文学为政治服务，后二十年文学进行各种先锋实验，语言形式都是西化的。50年的西化后，“汉语写作”意识终于觉醒，提出建设优质的现代汉语，重树“汉语写作”的主体性和自信心，彰扬“汉语写作”的特性。从文学语言回归本土出发，赵树理、周立波就常和老舍、沈从文相提并论，他们的文学实绩也成了历史上“汉语写作”的收获。韩少功说，沈从文、老舍、赵树理在吸收俗语和口语上尤有特色，他还说，赵树理、老舍、沈从文、周立波，以及其他一些从解放区出来的工农作家，他们的写作给白话文增添了虎虎生气。⑨李锐也认为老舍、赵树理是汉语写作中杰出的叙述者。⑩
赵树理在他生命中最后一篇文章《回忆历史，认识自己》中，把当时文学语言的洋化归咎于五四文学传统，对此深表不满与无奈，但他写道：“我尚未完全绝望者仍在语言，学生们作起文来，讲起有稿子的话来尽管洋化了一点，但他们无论自己互相谈话，无论与老一代谈话，基本上用的还是传统语法，有朝一日他们觉得那种书本话的调调不得劲，而想改得自然一点，这种大众语法的基础还存在，采用起来还很现成。”{11}的确，民众的口语作为各地方民众的“母语”，根本不能被民众抛弃或遗忘，政治、经济活动可能给它注入大量的词汇，却改变不了它的日常性、本土性和民众性。新时期以来，当小说创作想从政治话语和西方话语中挣脱转向传统、民间时，民众的口语便浮出历史地表，成为小说创作去政治化、去殖民化、去普通化的“现成”资源。激烈反对语言自我殖民的李锐，回归作家的口语。韩少功在1999年追述道：“从八十年代开始注意方言，这种注意是为了了解我们的文化。”{12}这就是说从提倡文学的根扎在传统民族文化中，以期挣脱政治对文学的束缚，重塑文学民族身份之始，方言即口语就跃入其视野。《马桥词典》焉不是长期关注民众口语的结晶？小说对“马桥词汇”独特意义的阐释正是对普通话的反思。80年代后，赵树理的小说语言少有人继承了，然而，很多传统“是以幽灵化的形式”在当下的文学中起作用，在“汉语写作”对大众语言有限的召回中，赵树理对民众口语的坚持以一种没有真身的魂灵、精神重现在当代小说创作中。{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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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语言实践的另一积极成果是对方言的开掘与书写。左翼作家在这方面用力甚勤，他们把广东方言、山西方言、四川方言、陕西方言和东北方言引入创作，虽然左翼文学是从教育大众的意义上书写方言的，但客观上丰富了现当代小说语言，使上述方言广为流传，为人熟知，为新时期以来小说的“方言写作”提供了便利条件。从创作上讲，为新时期小说创作如何利用方言提供了可借鉴的范例，从阅读上讲，用这些方言创作，读者的理解障相对少一些。赵树理、周立波小说由于大量地采用方言和书写民俗而产生了稀释主流意识形态的作用，也为新时期小说的“方言写作”提供了某种启示。
王庆
华中科技大学 注释
①孙文宪：《话语分析——文学言说中的文化选择——语言批评方法论之一》，《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6期，第62页。
②丁玲：《丁玲短篇小说选》（下），第51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③茅盾：《茅盾文艺杂论集》（下册），第1216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
④参见周立波：《周立波文集》（5），《方言问题》，第543——548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
⑤参见柳青：《柳青文集》（2、4）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八章既没有大段的政治论述，也没有大段的内心独白，是普通的一章。
⑥柳青：《柳青文集》（4），《美学笔记》，第30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⑦《思想史取替文学史——关于现代文学传统的二三随想》，
南京大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心编，《中国现代文学传统》，第1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
中国大学排名 ⑧⑨《现代汉语再认识》，林建法、乔阳主编《中国当代作家面面观——汉语写作与世界文学》，第25、24页，春风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
{10}王尧、李锐，《本土中国与当代汉语写作》，《当代作家评论》（沈阳），2002年2期。
{11}赵树理：《赵树理全集》（6），第480页，大众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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