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的容忍论（之一）(1)(2)
2014-12-09 01:38
导读：二 胡适容忍思想的形成深受母亲的影响。胡适认为母亲“最大的禀赋就是容忍”，并强调每个人一生都会经受数不清的苦恼、倾轧、压迫和不平，因而容
二
胡适容忍思想的形成深受母亲的影响。胡适认为母亲“最大的禀赋就是容忍”，并强调每个人一生都会经受数不清的苦恼、倾轧、压迫和不平，因而容忍成了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事情”。胡适回顾自己走过的人生道路时，深情地回忆到母亲，说：“我母最大的禀赋就是容忍。中国史书记载唐朝有个皇帝垂询张公仪那位家长，问他家以什么道理能九世同居而不分离拆散。那位老人家因过于衰迈，难以口述，请准用笔写出回答。他就写了一百个‘忍’字。中国道德家时常举出‘百忍’的故事为家庭生活最好的例子，但他们似乎没有一个曾觉察到许多苦恼、倾轧、压迫和不平，使容忍成了一种必不可少的事情。”（注：胡适：《我的信仰》，《胡适文集》第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页。）胡适的母亲对胡适最大的影响就是这种容忍的禀赋。这是形成胡适容忍精神的生活基础。
胡适的父亲死时，母亲只有23岁。父亲死后，胡家破败，经济捉襟见肘，财务结算入不敷出，更添大哥是败子，“吸鸦片烟，赌博，钱到手就光，光了就回家打主意，见了香炉就拿出去卖，捞着锡茶壶就拿出去押”，每年除夕，“家中总有一大群讨债的，每人一盏灯笼，坐在大厅上不肯去”。年青的寡妇面对这种困扰总是容忍，帮着比她大的大儿子应付，“她脸上从不露出一点怒色”。这种应付经济开销的紧张和债主的逼索，还不是胡适母亲最痛苦、难堪的事，最不堪的是婆媳矛盾。少年胡适最怕大嫂们的脸色。“她们闹气时，只是不说话，不答话，把脸放下来，叫人难看；二嫂生气时，脸色变青，更是怕人。……我渐渐明白，世间最可厌恶的事莫如一张生气的脸；世间最下流的事莫如把生气的脸摆给旁人看，这比打骂还难受”。胡适的母亲面对这种内外困苦，从不迁怒于人，总是默默承受，“忍耐着，忍到实在不可再忍的一天”，“天明时，她就不起床，轻轻哭一场，她不骂一个人，只哭她的丈夫，哭她自己苦命。”（注：胡适：《四十自述》，《新月》第3卷第3号。）母亲这种宽恕别人的至性至诚的品性，深深地铭刻在胡适的心里，极深极重地影响了胡适。“儿子和母亲之间的联结和关系是今后一切关系的基础。一个男人如何看待这个世界，如何看待这个世界的芸芸众生，也就是他既有和将有的一切关系都牵连着他和母亲的这种联结。”（注：[美]保罗·奥尔森：《母亲与儿子》，知识出版社1990年版，第1页。）母亲温厚忍让性情，形成胡适容忍的品性基础。胡适曾感慨地说：“如果我学得了一丝一毫的好脾气，如果我学得了一点点待人接物的和气，如果我能宽恕人，体谅人——我都得感谢我的慈母。”（注：胡适：《四十自述》，《新月》第3卷第3号。）胡适之所以能“宽恕人，体谅人”，全是母亲苦心的言传身教。母亲待人处事的容忍成了胡适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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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还善于从书中吸取心得，受益于教育，容忍精神更添上儒家思想和基督教的影响。这使胡适不但在行动上践行容忍，而且能从理论倡导容忍。胡适曾说：“我至今还记得我做小孩子时代读的朱子《小学》里面记载的几个可爱的人物，如汲黯、陶渊明之流。朱子记陶渊明，只记他做县令时送一个长工给他儿子，附去一封家信，说：‘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这寥寥九个字的家书，印在脑子里，也颇有很深刻的效力，使我三十年来不敢轻用一句暴戾的辞气对待那帮我做事的人。”（注：胡适：《领袖人才的来源》，1932年8月7日《独立评论》第12号。）这是儒家思想影响胡适容忍精神的经典描述。留美后，胡适不但接受了自由主义，而且受基督教的影响。胡适在1914年10月5日的
留学日记中就写道：“在大学礼拜堂听讲经，其人引《新约》一节，以示耶稣容忍异己之教之精神”（注：《胡适日记全编》第1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494、515—516页。）。这是胡适初次接受基督教容忍精神的自述。仅过一个月，胡适进一步具体地比较了东方人的“容忍迁就”与西方人的“各行其是”。胡适指出：东方人对父母“容忍迁就，甘心为爱我者而屈可也”。“其容忍也，出于体恤爱我者之心理，故曰‘为人的容忍’。”西方人持“‘不容忍’之说”。认为“凡百责任，以对一己之责任为最先。对一己不可不诚。吾所谓是，则是之，则笃信而力行之，不可为人屈”。胡适并指出这种不容忍的“根据，亦并非自私之心，实亦为人者也。盖人类进化，全赖个人之自荩。思想之进化，则有独立思想者之功也。政治之进化，则维新革命者之功也”。胡适最后表明自己的取向：“吾于家庭之事，则从东方人，于社会国家政治之见解，则从西方人”（注：《胡适日记全编》第1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494、515—516页。）。这种思想取向，奠定了其自由思想中的容忍必定含有忍让和抗争的内涵。胡适对基督教精神的接受，更使容忍在忍让的基础上注入爱，更为深刻和全面地认识容忍，突出容忍是一种爱，一种对他人的体贴和尊重。胡适在给韦莲司的信中就说：“容忍是对他所爱的人或爱他的人的一种体贴或尊重。要是我们在突然之间摧毁对我们来说已经死亡，而对他们来说却极为重要的神圣事物，这对他们是个大痛苦。在观念上，我们年轻并富有创造的能力，但是他们已经过了人生之中成形的时期，所以他们已无法接受我们的新偶像来取代他们的旧偶像。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本着自己的自由意志，容忍他们的信仰和观念。[但这样的容忍]以不至于造成对自己的个性和人格的发展有害为限度。这不是懦弱，也不是伪善，而是利他的，是爱。”（注：胡适：《致韦莲司》，周质平编译：《不思量，自难忘：胡适给韦莲司的信》，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页。）胡适强调要本着自由思想容忍别人的信仰和观念，容忍反对派，宽待一切人，一生始终坚守容忍的自由思想，善待生活中的人或事。
内容来自www.nseac.com 胡适一生坚持自由思想，坚守学术研究，认真治学，清白做人，宽容待人。以“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待人要于有疑处不疑”（注：胡适：《致白薇(稿)》，《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7页。）作为个人的信仰。在胡适看来，人与人应当相互尊重，相互信任，杜绝相互猜疑，所以对人总是襟怀坦白，真诚相见，从不胡乱猜测别人，总是抱着善良的愿望和动机去看待人世间的事物。在学问、处事和待人接物上极为宽容，顾及一言一行的社会后果。夏志清就认为：“胡适是‘当代第一人’，一方面因为‘他的为人处世，真是内圣外王地承继了孔孟价值的最高标准’”（注：[美]夏志清：《〈胡适杂忆〉序》，唐德刚著《胡适杂忆〈增订本〉》，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5页。），为人处事极为宽恕。
在新文化运动中，林琴南站在时代潮流的对立面，成为反对派的急先锋。1919年间，林琴南不仅致信蔡元培，责骂新思潮，还接二连三地借小说、杂感、评论等形式丑化胡适等新文化运动的主将，甚至想借助北洋军阀的暴力残害胡适等人，遏止新思潮新思想的传播。1928年，《京报》的《饮虹周刊》第六
期刊登了园丁的一篇影射小说《燃犀》，该文中的人物有胡适“和蔡孑民、林琴南等。何识时即胡适之，凌近兰即林琴南，来河清即蔡鹤庼，即蔡孑民先生”。《京报》的编辑主任将小说转给胡适。胡适看后致信主任：“林琴南并不曾有在路上拾起红女鞋的事。我们可以不赞成林先生的思想，但不当诬蔑他的人格。”（注：胡适：《胡适日记全编》第5卷，第63页；第3卷，第655页；第5卷，第352—353页。）它突出表现了胡适的容忍精神：“我们可以不赞成林先生的思想，但不当诬蔑他的人格”。承认每个人的尊严，充分尊重别人，这是胡适终身不渝的为人处事准则。胡适临终之年，更加客观评说林琴南。1962年2月7日，毛子水来看胡适，称赞胡适1910年作的《康南耳传》的文字已很清楚明白。对此胡适谦逊地说：“我那时还写古文，现在看起来那个调子觉得有点难为情。那时叙事文受了林琴南的影响，林琴南的翻译小说我总看了上百部。”（注：《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297页。）胡适勇于承认自己受益敌人，闪耀容忍精神，令人敬佩。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发布） 胡适的容忍还表现为宽容别人对自己的不敬。梁启超对胡适暴有大名很有点不以为然，因而对胡适不时流露出争胜的心态。1921年，梁启超曾邀请胡适为《墨经校释》作序，但又不认同胡适的观点，因此该书出版时把胡适的序放在卷后，反将自己的答书置于卷首。中国的传统文人绝无法忍受此事，认为是一种侮辱，但胡适对此并不计较，只觉得“可笑”。“梁任公的《墨经校释》出来了。他把我的序放在书末，却把他答我的序的书稿放在前面，未免太可笑了”（注：胡适：《胡适日记全编》第5卷，第63页；第3卷，第655页；第5卷，第352—353页。）。对文人相轻的所谓冒犯，胡适以一种极为宽容的态度微笑对待。1929年1月20日，梁启超大殓之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
任公为人最和蔼可爱，全无诚府，一团孩子气。人们说他是阴谋家，真是恰得其反。
他对我虽有时稍露一点点争胜之意，——如民八之作白话文，如在北大公开讲演批评我的《
哲学史》，如请我作《〈墨经校释〉序》，而移作后序，把他的答书登在卷首而不登我的答书，——但这都表示他的天真烂漫，全无掩饰，不是他的短处，正是可爱之处（注：胡适：《胡适日记全编》第5卷，第63页；第3卷，第655页；第5卷，第352—353页。）。
中国人强调盖棺论定。胡适虽然知道梁启超对他“有时稍露一点点争胜之意”，并常常有大不恭，而且在思想和学术上也存在许多分歧，却从不和梁启超争胜和计较，反而欣赏梁启超这种“全无掩饰”的率直品性，始终真诚地尊敬梁启超，并在盖棺论定上给予二个“可爱”的高度评价。
在现代中国思想界，胡适和鲁迅都是经常遭人骂的人。但如何对待骂自己的人，胡适和鲁迅的态度截然不同。鲁迅主张“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一个都不宽恕”，表现极端，临死前念念不忘的是报复自己的敌人。鲁迅在遗嘱中写道：
中国大学排名 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欧洲人临死时，往往有一种仪式，是请别人宽恕，自己也宽恕了别人。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注：鲁迅：《死》，《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612页。）。
俗话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但鲁迅临死前对“怨敌”“一个都不宽恕”。这样一种愤怒的态度，决绝的话语，只有鲁迅才会有，是鲁迅激愤、孤苦个性的真实勾画。鲁迅凭《狂人日记》成名后，从不宽恕任何敌人，而且对一切怨敌反击之激烈，话语之辛辣，简直就是要置怨敌于死地而后快。怨敌就是求饶也绝不放过，一定要痛打“落水狗”，非要把怨敌骂得无地自容。鲁迅曾这样反击陈源：
我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或者以半牙，以两牙还一牙，因为我是人，难于上帝似的铢两悉称。如果我没有做，那是我的无力，并非我大度，宽恕了加害于我的敌人。还有，有些下贱东西，每以秽物掷人，以为人必不屑较，一计较，倒是你自己失了人格。我可要照样的掷过去，要是他掷来（注：鲁迅：《学界的三魂·附记》，《鲁迅全集》第3卷，第209页。）。 这是鲁迅强烈的报复心理自供。鲁迅对敌人不仅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而且经常是“以两牙还一牙”，强调只要有报复的机会就绝不放过敌人。
胡适的态度完全相反，完全以一种容忍的宽厚态度待人。胡适说：
我受了十余年的骂，从来不怨恨骂我的人。有时他们骂的不中肯，我反替他们着急。有时他们骂的太过火了，反损骂者自己的人格，我更替他们不安。如果骂我而使骂者有益，便是我间接于他们有恩了，我自然很情愿挨骂。如果有人说，吃胡适一块肉可以延寿一年半年，我也一定情愿自己割下来送给他，并且祝福他（注：胡适：《致杨杏佛(稿)》，《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第11页。）。
胡适的表白虽有些过誉，但确实是容忍的极好写照。胡适一生不怨恨任何人，虽然做不到“情愿自己割下”身上的肉给敌人吃，但确确实实是“很情愿挨骂”，并“替他们不安”。
胡适与鲁迅缘《新青年》而相识，并曾一度极为亲密。鲁迅的日记有40多处记到与胡适交往的字样。胡适的日记也多次记载与鲁迅交往的片断（注：参见孙郁：《鲁迅与胡适》，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版，第56—60页。），并请鲁迅帮忙删改白话新诗。到20年代末，鲁迅已经与胡适决裂，并屡屡公开批评胡适，且极尽讽刺攻击。但胡适对鲁迅的种种言语未回一言，不论是在公开场合，还是私下的个人交谈，从不非议鲁迅，始终容忍鲁迅。陈源与苏雪林很替胡适抱不平。陈源指责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抄袭日本的盐谷温。鲁迅逝世后，苏雪林分别致信蔡元培、胡适，大肆攻击鲁迅，说他为“玷辱士林之衣冠败类，二十五史儒林传所无之奸恶小人”。胡适看到苏雪林的信极为反感，在回信中一则批评苏雪林“是旧文字的恶腔调，我们应该深戒”；二则竭力澄清鲁迅抄盐谷温书的谣传，“说鲁迅抄盐谷温，真是万分的冤枉”，并提出“凡论一人，总须持平”，要“为鲁迅洗刷明白”。胡适容忍的坦荡胸怀在信中显露无遗。胡适对苏雪林说：
我很同情于你的愤慨，但我以为不必攻击其私人行为，鲁迅狺狺攻击我们，其实何损于我们一丝一毫？他已死了，我们尽可以撇开一切小节不谈，专讨论他的思想究竟有些什么，究竟经过几度变迁，究竟他信仰的是什么，否定的是些什么，有些什么是有价值的，有些什么是无价值的。如此批评，一定可以发生效果。余如你上蔡公书中所举“腰缠久已累累”、“病则谒日医，疗养则欲赴镰仓”……皆不值得我辈提及。至于书中所云“诚玷辱士林之衣冠败类，二十五史儒林传所无之奸恶小人”一类字句，未免太动火气(下半句尤不成话)，此是旧文字的恶腔调，我们应该深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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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并不讳言“鲁迅狺狺攻击我们”，但强调鲁迅虽“攻击我们”，但是“何损于我们一丝一毫”？胡适极为宽忍，认为评价鲁迅应“尽可以撇开一切小节不谈”，不能纠缠于个人恩怨。强调要从学理上认真讨论鲁迅的“思想究竟有些什么，究竟经过几度变迁”。胡适的公允评说于今日都可以做为鲁迅研究的标尺。胡适对于鲁迅极为容忍，既不乱骂也不瞎捧，显示出胡适自由思想的光芒。在信中，胡适还特别强调：
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如他的早年文学作品，如他的小学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通伯先生当日误信一个小人张凤举之言，说鲁迅小说史是抄袭盐谷温的，就使鲁迅终身不忘此仇恨！现今盐谷温的文学史已由孙俍工译出了，其书是未见我和鲁迅之小说研究以前的作品，其考据部分浅陋可笑。说鲁迅抄盐谷温，真是万分的冤枉。盐谷一案，我们应该为鲁迅洗刷明白。最好由通伯先生写一篇短文，此是“gentleman[绅士]的臭架子”，值得摆的。如此立论，然后能使敌党俯首心服”（注：胡适：《致苏雪林(稿)》，《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第339页。）。
胡适并不因鲁迅反对他，嘲讽他就不容忍鲁迅，而是强调评价鲁迅“总须持平”，并突出“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充分肯定鲁迅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不仅如此，胡适还针对“鲁迅小说是抄袭盐谷温的”流言为鲁迅辩诬。胡适不仅高度肯定鲁迅，还尽力帮助鲁迅。鲁迅逝世后，《鲁迅全集》出版无望，许广平曾两次给胡适写信，希望胡适提供帮助。胡适“慨予俯允”，提供了许多无私的帮助，促成《鲁迅全集》的出版（注：参见《许广平全集》第3卷，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329—339页。）。胡适这种容忍的坦荡胸怀令人心生警悟，也令人钦佩。中国学术界如多一点这种容忍，也就没有此后几乎毁灭学术的互相出卖和无情的揭发斗争。
（转载自http://zw.nseac.coM科教作文网） 胡适一生坚守自由主义立场，奉行讲真话，讲实话，讲人品，讲文品，讲绅士风度，讲容忍，身体力行自由主义，抛弃党同伐异的极端偏狭的封建专制思想，用宽容的人生态度面对生活，显示出鲜明的充分尊重个人的自由主义精神，是胡适个人主义的真正体现（注：参见庄森：《胡适自由思想的基础》，《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05年第2期。）。哈耶克就这样说：“由基督教与古典哲学提供基本原则的个人主义，在文艺复兴时代第一次得到充分的发展，此后逐渐成长和发展为我们所了解的西方文明。这种个人主义的基本特征，就是把个人当作人来尊重；就是在他自己的范围内承认他的看法和趣味是至高无上的。纵然这个范围可能被限制得很狭隘；也就是相信人应该发展自己的天赋和爱好。……宽容或许是唯一还能保留这个原则完整意义的字眼儿，这个原则在那个时期整个过程中都处于上升的状态，只是在近来才又趋低落，且将随极权主义国家的兴起而彻底消亡”（注：[英]弗里德利希·奥古斯特·哈耶克：《通往奴役的道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1—22页。）。胡适正是基于这种自由思想，“把人当作人尊重”的精神，对朋友、敌人“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宽容地待人处事，竭力确立容忍为自由的根本精神，尊重人、宽容人，这是与极权国家对民众的控制严重对立。胡适自由思想的历史洞穿力令人敬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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