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文艺思潮与人学精神(1)(2)
2014-12-10 01:46
导读：三、非理性主义：内向化、性本能、解构 非理性主义是中国当代人学文艺思潮的重要表现，它兴盛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对中国当代文艺的人学精神产生
三、非理性主义：内向化、性本能、解构
非理性主义是中国当代人学文艺思潮的重要表现，它兴盛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对中国当代文艺的人学精神产生重大影响，成为文艺精神与市场化运动接驳的关键环节。
非理性主义高度凸显人的非理性价值，把人的本质的决定因素归结为人的感性，意志和本能。在非理性主义者眼里，人的非理性更为真实地揭示了人的本真的生存状态，通达这种本真状态不能通过理性逻辑的方法，而只能采取直觉的领悟的方式。叔本华的“生活意志”、尼采的“强力意志”、柏格森的“生命冲动”、弗洛伊德的“性本能”、海德格尔的“此在”、马尔库塞的“爱欲”等等，实质上都是非理性的生命本体。这种生命本体意味着一种姿态或方式，它可以是对资本主义现存秩序的“大拒绝”，可以是对科技理性的舍弃，可以是保持真实自我的根据，也可以是实现生命力扩张的源泉。总之，非理性意味着对传统的否定与怀疑。
从主题意向角度看，中国当代现代主义文艺主要是摹仿、借鉴和融合了西方新人本主义的“人学”观念，即非理性主义，而非近代的人道主义、现实主义和理性主义。比如西方存在主义哲学中孤独的个人、人生的虚无与荒诞、敌对的外部世界给人带来的“异化”感等观念，对中国当代作家文艺观的影响是强烈而持久的。
除此而外，新时期文艺对“性”的格外关注，对本能欲望压抑和变态描写的广泛存在，除了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在两性关系上的封建禁锢和这种禁锢的逐渐解除相关外，显然与西方弗洛伊德主义的“潜意识”与性本能观念在中国的传播有密切关系。客观地说，新时期现代派文艺和非现代派文艺中广泛存在的“性解放”思潮对解构长期以来形成的加于两性关系之上的神秘主义、蒙昧主义和专制主义禁锢是起了一定作用的，但是它的肆意泛滥也降低了文艺作品的品位，给人的审美趣味带来了不良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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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理性主义与中国当代人学精神的必然联系。80年代非理性主义文艺，意图解构现实主义传统模式，由西方近代人道主义意蕴走向现代新人本主义意蕴，由文学他律走向文学自律和文本形式，从而达到一种所谓“文的自觉”。同时它反对传统理性权威，致力于挖掘和展示人性的丑、恶、怪，凸显人的躯体感觉和本能欲望的作用，这些尝试对于打破文艺禁区，多方面多角度地表现人性的复杂，有其积极意义。但是，另一方面，非理性主义人学文艺思潮的问题与弊端也是明显的。首先，它的思想基础是建立在对历史、理性、人性、实践的片面理解基础之上的。西方非理性主义的中国变种同样鲜明地表现出这一特点。历史发展表明，人类社会的每一项进步，都是人类智慧的结晶，都体现了人的主体的力量。理性的地位和作用是不能否定的，也是否定不了的。即使是非理性主义，也不难看到它的理性本质，即表现为对理性的自我反思和批判。其次，非理性主义的极端价值取向，如反传统、本能论、内向化，在人学实践中的偏颇更显而易见。第三。尽管非理性主义文艺对“性”的关注和表现对于解放生产力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它的肆意描写和过度展示，在造成国民精神的低俗方面实难辞其咎。
四、市场经济与世俗化：人文精神、历史理性主义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
世界史走到了分水岭。社会主义改革的挫折引发了中国向何处去的思考。十几年来，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经济基础与结构、人们的交往方式、意识形态出现了变动与调整。与文艺人学主题密切相关的变化直接影响了文艺人学主题的开拓与表现。
90年代以来，有两场比较典型的讨论，集中体现了文艺人学主题与市场经济的龃龉与磨合关系。 （科教作文网http://zw.ΝsΕAc.Com编辑整理）
第一，关于人文精神问题的争论。
一种见解认为，中国当下的人文精神已经失落了，人们落入了精神危机。这种失落具有普遍性，不仅存在于文艺创作领域，也存在于整个社会，甚至存在于思维着的主体身上。王晓明认为，“今天的文学危机是一个触目的标志，不但标志了公众文化素养的普遍下降，更标志着整整几代人精神素质的持续恶化。文学的危机实际上暴露了当代中国人文精神的危机，整个社会对文学的冷淡，从一个侧面证实了，我们已经对发展自己的精神生活丧失了兴趣。”张汝伦和陈致和等人认为，人文精神危机不限于文学领域，也不限于中国，而是一种具有普遍性的人类文化现象。
对立一方对当前的人文精神状况持乐观态度。王朔称从人文精神立场批评他的人为“假崇高道德主义理想主义者”。张颐武等人则从文化关系角度揭露了“人文精神”的虚幻性。
显然，“人文精神失落”的断言，不能看作是一个科学的结论，相反的主张同样也不科学。但是，作为对人文精神状况的一种感知，它们同样都有现实的依据，都是真实的。转型的痛苦在人文知识分子身上有不同体现。确乎有越来越多的人文知识分子投入到市场的怀抱，也有不少的人文知识分子固守着已有的立场，坚持着自己对文学艺术崇高价值的信念。在后者眼里，文艺与市场的结合是有害的可怕的，这种结合不仅侵害了文艺的高雅本质，而且消解了人文学术的内在生命力。断言现在的人文精神状况好于以往任何时代的说法，像断言人文精神已经失落的说法一样，都显得过于匆忙。即使是在今天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文艺和文艺家的道德良心与操守都不是一个过时的问题，在转型期的中国更是一个具有批判张力的现实问题。
第二，关于“历史理性”与“人文关怀”的论争。1999年6月24日，《文艺报》发表陆贵山《铁肩担道义——文艺工作者的精神价值取向》一文，引起了一系列反响。童庆炳以《历史——人文之间的张力》一文阐明了自己的看法，对陆文的观点进行了反驳。其后，一些理论工作者纷纷拿起笔来，投入了这场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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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贵山的观点主要有三：其一，文艺家要有政治良知。其二，文艺工作者要有文化操守。其三，文艺家要有历史理性。
童庆炳认为，作家、艺术家、批评家应该站在审美的诗意的立场上说话，而不应站在管理者、经济学家的立场上说话。
文艺学不应“越界”。两位学者之间的分歧，引发了后续的讨论。其中，陶东风、刘润为等人从现代性、马克思主义视角所作的引申分析进一步深化了这个问题。
这场讨论从时间和广度来看都不及人文精神大讨论，但是，它的论题相对比较集中，深入探讨了文艺家的立场问题，使分歧变得更加明晰。二者的分歧实际表达了现实主义与审美主义、马克思主义人学与西方人文主义人学的分歧。二者立场虽然有别，但都不约而同地主张历史理性与人文精神的某种统一协调状态，而不主张在历史理性人文关怀之间片面地选择一方。
中国当代文艺思潮和人学精神，与共和国的历史同呼吸共命运，半个多世纪的文艺人学建构，丰富了华夏人文精神内涵，为世界人文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然而，中国社会主义文艺还是一个“未竟”的事业，文艺要获得昂扬向上的高贵的品格，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国民精神的象征与火炬，当代作家、艺术家、理论家、批评家还有许多前人未做的事情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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