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现代派的知性诗学(1)网(2)

    在这些行动的同时，以“懒”、“公子”著称的叶公超，还亲自写作《爱略特的诗》、《再论爱略特的诗》等论文，评论艾略特和瑞恰慈，这些论文是30年代现代派中极少的知性理论的重头论文。

    叶公超的主张是对艾略特和瑞恰慈知性理论的中国化。综合起来看，叶公超的主张有三点，一是提倡一种“扩大错综的知觉”，二是提倡一种“古今错综的意识”，三是对艾略特传统论与宋诗“夺胎换骨”说的比较。

    叶公超认为，艾略特知觉的综感有多种内涵。叶公超引用威廉生的著作《论艾略特的诗》认为，一是指艾略特诗里的用词“是有刺激性而有膨胀的知觉的”、“善于引用旧句来唤起同意识的”，因而对于读者来说，就需要有“自动的思想”、“敏锐的知觉的活动”40。这指的是艾略特诗语的弹性、张力和内涵。二是指用隐喻的意象去暗示其思想和意境，这一点，是叶公超自己的发现。在论述这一点时，叶公超超越了一般论述艾略特诗艺的方法。一般的论述，都以艾略特所谓“客观对应物”（objectivecorrelative）为其特点论述其诗的朦胧性，叶公超认为，“客观的关联物”（即“客观对应物”）是“象征主义早已说过”的“内感与外物的契合”，是“极普通的话”，而艾略特“技术的特色似乎不在这里”，“他的技术上的特色全在他所用的metaphor（即隐喻）的象征功效。他不但能充分的运用metaphor的衬托的力量，而且能从metaphor的意象中去暗示自己的态度与意境。要彻底的解释爱略特的诗，非分析他的metaphor不可，因为这才是他的独到之处”41。这是对艾略特诗学特色的主要概括。三是对立综合的运用。用叶公超的话来说，叫做“用两种性质极端相反的东西或印象来对较，使它们相形之下益加明显”；“这种对较的功用是要产生一种惊奇的反应，打破我们习惯上的知觉，我们从惊奇而转移到新的觉悟上。两样东西在通常的观察者看来似乎是毫不相干的，但在诗人的意识中却有异样的、猝然的联想或关系”42。这就是上文所说对“把最不同质的思想用暴力枷铐在一起”的玄学派方法的提炼，所谓大力扩展修辞格，“使之能达到机智所能联想的最大范围”（disas-sociationofsensibility）43，亦即卞之琳“大力扩展想象逻辑”的特点。同时又有叶公超发掘了艾略特诗学这种方法的陌生化效果，这就让传统的分析方法苍白，体现了叶公超理论上的敏锐感和深刻性。叶公超的这个强调，对于卞之琳的影响很大，直接影响了卞之琳的创作风格的转变，1935年1月卞之琳发表了运用艾略特“大力扩展想象逻辑”这一方法创作的《距离的组织》一诗，正如蓝棣之所感觉的那样，“好像是忽然之间，从1935年开始，卞之琳的声音有了很大的变化”44。

    古今综合意识是艾略特诗学的主张之一，叶公超对此可说是激赏：“他主张用典，用事，以古代的事和眼前的事错杂着，对较着，主张以一种代表的简单的动作或情节来暗示情感的意志，就是他所谓客观的关连物（objectivecorrelative），再以字句的音乐来响应这意态的潜力（见《EzraPound，hismetricandpoetry》一文）。他要把古今的知觉和情绪溶混为一，要使从荷马以来欧洲整个的文学及各个作家本国整个的文学（此当指西方人而言）有一个同时的存在，组成一个同时的局面（见《传统与个人的才能》）。他认为诗人的本领在于点化观念为感觉和改变观察为境界。这种技巧可以更简单呼为‘置观念于意象中'（thepresenceoftheideaintheimage）。同时，因为诗的文字是隐喻的（metaphorical）、紧张的（in-tensified），不是平铺直叙的、解释的，所以它必然要凝缩，要格外的锋利。”45这有两个主要的思想，一个是古今同一意识，再一个是在古今同一中求得错综暗示。这种思想是前卫还是落后，这在当时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叶公超引艾略特自己所谓“政治上是保皇党，在文学上是古典主义，在宗教上是英国天主教徒”的声明和威廉生的古典主义的评价后，坚持认为他是一位“现代的形而上学派的诗人”46，显然，艾略特的历史意识并不是复古主义的体现，而是古今同一中对现实的批判和审视，这是一种现代主义情绪。叶公超的感觉是对的。艾略特古今意识错综这一诗学要点，在现代诗学中影响不大。也许同当时动乱的社会现实有关。

    第三，是叶公超对艾略特之传统论与宋诗之“夺胎换骨”论的比较。叶公超说“爱略特之主张用事与用旧句和中国宋人夺胎换骨之说颇有相似之点”47。叶公超所说的相似，有三点。一是用事用典。二是以古补今之不足，宋人补后可以“以有限之才追无穷之意”，叶公超认为艾略特是“使以往的传统文化能在我们各个人的思想与感觉中活着”，“利用古人现成的工具来补充我们个人才能的不足”48。三是在用中有新意度之，但这一点新之有异，其异在于，宋人是夺胎换骨，艾略特是以旧批新，宋人是继承的，艾略特是批判的。叶公超能将宋诗掉书袋与艾略特传统论比较，是看到其形之一面，但价值观是完全不同的，在工具层面是类似的，但在价值层面是不同的。

    叶公超是艾略特在中国最早的知音，其引入的功劳，对现代诗学转向的影响，过去评价是不够的。

    如果说叶公超主要是在接受中进行诗学理论的变异，那么金克木就主要是在创作层面上提倡变异。金克木站在知性的角度上评论中国新诗，其创新和应用就具有实践的品格。

    金克木化名柯可论新诗的论文《论中国新诗的新途径》49被叶公超认为是“近年来论新诗最好的文字”50。这篇论文在现代诗学史上第一次提出了“主智诗”的概念，其基本的思路，是受艾略特、瑞恰慈当时思想启发的结果。金克木主智诗的内涵有四点。第一，主知诗并不是哲理诗，“有时只是平淡无奇的几句话，无不有独特的对人生宇宙的见解，而这种见解又必然蕴蓄浸润于其诗人”。这个“浸润”中的“见解”，就是感性中的理性了。第二，以智为主，“不使人动情而使人深思”、“极力避免感情的发泄而追求智慧的凝聚”。把这种感性中的理性客观化。第三，“情智合一”，“一要非逻辑”，“二要同感情”即“最直捷的一拍即合而不容反复的绵密的条理”。这强调的是感性与理性的相融，并且这种相融给人的感觉是迫于直觉的。第四，是“难懂的诗”，是多义的综合。金克木的变异在承认了从柯尔律治到艾略特、瑞恰慈的情感理性平衡说的同时，淡化了艾略特的经验说、非个人化、逃避抒情的理论，淡化了瑞恰慈的张力说、戏剧化理论。金克木“主智诗”说，对传统的哲理诗作了改造，强调了诗的情感与理性的统一，借鉴了一些瑞恰慈的综感论的思想，强调在情感和理性的统一中表现一种非逻辑的思想，在统一中强调知性因素的增强，这个知性因素，显然主要在思想和智慧，与艾略特、瑞恰慈的知性因素的内涵有了一些区别。区别在

    于，对于张力和想象逻辑的强调不够。相同的在于，理性内涵的增加这一点。这个理性，当然在艾略特、瑞恰慈那里也有思想和智慧的因素。思想和智慧，这在当时的中国诗坛上是可以被诗人接受和理解的，所以金克木在总结当时的诗歌创作状态时，把这种诗称为三类之一置首评论。的确，金克木这种不太正宗的知性主张在当时的现代派诗作中已经很多，但与卞之琳那种很正宗的借鉴有了很多区别。也许正因为金克木论文的这一点变异，叶公超才会在称赞的同时又有所保留：“正如柯可先生在《新诗》第4期所说：‘一切见景生情感时伤事咏物寄托唱和赠答等诗即使做出也不能算是新诗了'（除几点外，柯可先生这篇论文是很精确的，我认为是近几年来论新诗最好的文字）”51。这几点，想来与上述淡化而不“精确”有关。叶公超自有叶公超的标准，从他对艾略特的五体投地来看，他作这种推理是很正常的。今天来看，正宗学艾略特的卞之琳成就在其他主智诗之上，也许就是知性本来之用。

    现代派的知性理论对卞之琳创作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如上所述，1935年1月卞之琳《距离的组织》之后，其诗风发生了重要的变化。这种变化发生在卞之琳1934年翻译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之后，张曼仪在谈到卞之琳这种变化时认为“从19世纪法国象征主义诗人过渡到其后期诗人瓦雷里及20世纪的英、德象征主义诗歌，卞之琳接触到与自己时代更为相近的声音，受到现代人知性的蛊惑”52。

    卞之琳这一时期的诗，都在情感的收敛中展开智慧的思索，同时这种思索进入的思想不是赤裸裸的，而是“玫瑰花的感觉般的”。比如《断章》里的“你”是谁?站在桥上看风景的“你”、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的“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的“你”、“你”装饰了别人的梦的“你”，是不是一个人?如果不是，会形成几对关系?这里的“你”和非“你”是什么关系?是情人、是友人?是他人?是人与人?是写的人与人的相对关系，还是写的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是写人把握不住命运?还是写人把握不住世界?还是写人把握不住他人?还是写人把握不住自己?是不是都有一些?这是不是各种对立思想的错综?时空、主客的错综?是不是综感?是不是非个人?是不是避却抒情?这些知性因素通过各种矛盾的思绪和不相干的意象互相组接到一起，形成一种突兀、尖锐的智慧的魅力，让人久思不已。由于这种思想的收敛和客观对应物的采用，让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以致在作者和其友、评论家刘西渭（李健吾）之间发生了《圆宝盒》是圆的宝盒还是圆宝的盒的争论和关于《断章》里的“你”的往返讨论53。卞之琳在知性诗的诗歌创作中还特别重视诗的客观性，深得艾略特的三昧，正如他的夫子自道：“我总喜欢表达我国旧说的‘意境'或者西方所说的‘戏剧性处境'，也可以说是倾向于小说化，典型化，非个人化，甚至偶而用出了‘戏拟'（parody）。所以，这时期的极大多数诗里的‘我'也可以和‘你'或‘他'（‘她'）互换”54。这在中国现代诗史上也是极少见的。

    中国现代文学史对创造社、新月派有前后期的分别，但对现代派至今还没有前后期的区别，这种情况现在可以改变了。我以为，1935年1月《距离的组织》的发表，就是这个后期开始的标志。随后的《尺八》（1935.6.19）、《断章》（1935.10）、《寂寞》（1935.10.26）势如洪水，一些诗人也相继裹进这个新潮中，如孙大雨、金克木、废名、徐迟等。如前所述，卞之琳的这番转向知性的实践让他与不是转向知性而是转向超现实主义的戴望舒形成了鲜明分界，当然，他们此时的分别还有一端主张音乐论、格律论如卞之琳、何其芳、孙大雨，一端反对音乐论、格律论如戴望舒、施蛰存、杜衡。与此同时，诗学理论上的叶公超、曹葆华、金克木与诗学理论上的施蛰存、梁宗岱、戴望舒、朱光潜，也形成鲜明的分界。正如本文开始时所言，他们之间形成了代沟，这个代沟，不是年龄的，而是价值的，区别就在是否承认知性。这正如西方的艾略特与马拉美、庞德的区别一样，他们共同构成了现代派的后期。这个后期，应该说理论与创作各有特色。这个后期，跟其他流派的后期有异的是，它让后期现代派出现两极分化的特点，即戴望舒与卞之琳的两极共存的现象。关于现代派的前后期分别，也正是本文研究的一个发现。

    现代派的这个后期，直接开启了40年代“中国新诗”派知性诗的先河，形成了40年代穆旦、袁可嘉、唐、辛笛、杜运燮、郑敏、陈敬容、唐祈、杭约赫的中国新诗派“现实、玄学、雕塑”的新的现代诗风。

    注释：

    ①见曹万生《现代主义影响在诗歌领域里的深入发展》，唐正序、陈厚诚主编《20世纪中国文学与西方现代主义》，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88页。

    ②李嫒《知性理论与30年代新诗艺术方向的转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2年第3期。

    ③12《现代》第2卷第4期，第5卷第6期。④22《学文》第1卷第1期，1934年5月。

    ⑤⑥⑦⑧⑨⑩1126《北平晨报?诗与批评》第3、4期，第10、11期，第13期，第14、15期，第14期，第16、17、18、19期，第39期，第39期。1316《新诗》1卷3期，1936年10月。

    14《大公报?文艺153期?诗特刊》，1936年5月29日。

    1517《新诗》1卷1期，2卷2期。1819商务印书馆1937年4月版。

    20“在感觉的指尖上摸到智性（intellect）”T.S.Eliot〈Se-lectedEssays〉，1932年版第185页。

    21转引自《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2年版，第1卷第527页。

    233743转引自赵毅衡《新批评——一种独特的形式文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52—53页、第72页，第60页。

    24见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玄学派诗人》，李赋宁译《艾略特文学论文集》，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

    253334见曹葆华译瑞恰慈《科学与诗》，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38—39页，第51页。

    27曹葆华译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现代诗论》，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122页—123页。

    2830李赋宁译《艾略特文学论文集》，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16、18、22、14页，第37—38页。29袁可嘉《西方现代派诗与中国新诗》，《现代派论?英美诗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67页。31瑞恰慈《文学批评原理》，杨白伍译，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220—221页。

    32曹葆华译瑞恰慈《诗的经验》，《北平晨报?诗与批评》第10、11期。

    3536艾?阿?瑞恰慈著、杨白伍译《文学批评原理》，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226—228页，第160页。

    3842454748叶公超《再论爱略特的诗》，《北平晨报?文艺》第13期，《北平晨报》1937年4月5日。

    39叶公超《序曹译〈科学与诗〉》，《北平晨报?诗与批评》第30期，《北平晨报》1934年7月23日第13版。404146叶公超《爱略特的诗》，《清华学报》第9卷第2期，1934年4月。

    44蓝棣之《现代诗的情感与形式》，华夏出版社1994年版，第71页。

    49柯可《论中国新诗的新途径》，《新诗》1卷4期，1937年1月。

    5051叶公超《论新诗》，《文学杂志》，1937年5月。

    52张曼仪《卞之琳著译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5页。

    53见《李健吾文学评论选》，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54卞之琳《雕虫纪历?自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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